作者：刘巽达
日前，一部“上海话电影”引发热议，赞者盛赞，贬者大贬，这就是《罗曼蒂克消亡史》。笔者曾用上海话对其写了篇评论，受到好些朋友的欢迎。看来，上海题材，上海闲话，上海味道，这些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话题，还是能够激发观众、读者的关注热情。
《罗曼蒂克消亡史》云集了章子怡、葛优、浅野忠信等一大批实力演员。导演用非线性叙事以及精致的镜头，讲述上海地头蛇与日本人明争暗斗的故事，同时带出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众生相。
这边厢，《罗曼蒂克消亡史》的热议尚未消退，那边厢，又一部“上海话电影”赫然登场，它就是胡雪桦导演拍摄的《上海王》。该电影也是充斥大量的上海方言。笔者有幸在公映前先睹为快，看着银幕上由“上海闲话”熬制的“上海味道”，内心还是蛮喜悦的。有趣的是，这部《上海王》虽然尚未公映，但拿奖已经拿到手软：在第12届中美电影节上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年度导演、最佳男配角三项大奖，在第8届澳门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音乐、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五项大奖，近日又入选第74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提名。看来“上海题材”的国际性是比较明显的，拿上海说事，成为某种时髦。
《罗曼蒂克消亡史》，是由“非上海籍青年导演”所调制；而《上海王》，是由喝了许多洋墨水的“上海籍中年导演”所烹制。两位导演不约而同选择上海话塑造人物，必有其深思熟虑的考量。虽然不能说，讲不讲上海话，跟影片的卖座和成功有必然的关系，但无论是作为卖点也好，作为最为贴切的手段也罢，上海话作为一个重要元素，确实颇为影片增色。
当然，上海是全中国的上海，也是全世界的上海，谁都可以从自己理解的角度描写和阐释上海。不过从近几十年的“上海题材”影片看，导演采取的多半是“外部视角”，比如像陈凯歌、张艺谋、斯皮尔伯格等都拍过上海，在他们的电影里，上海更多的表现为绚丽的背景，而缺少烟火气十足的城市皱褶。不像1949年以前的上海电影，比如《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从亭子间到客堂间，从旗袍到长衫，角色们的里里外外，都是“嘀嘀呱呱的上海味道”。那时的电影，较多采用“内部视角”。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越是采用“内部视角”，越是需要导演的上海背景？上海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如今步入影坛客串角色（如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和胡雪桦的《上海王》）的曹可凡认为，“要拍出上海味道，首先要对上海文化熟悉，否则容易造成两层皮。大多数拍上海民国题材的电影，鲜有成功者。你拍出上海文化的骨髓，必须沉浸在上海文化里很多年，否则对它的理解可能是有偏差的，不一定能掌握住那种调调，上海人是上海人的那种范儿。”他举例说，近些年在上海拍摄的影视剧很多，但大多数情况是上海只沦为背景而已。“我不认为这些是上海的电影和电视剧，里面的家长里短的细节，没有体现真正的城市的灵魂，城市人的灵魂，只是概念化的上海。把片子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搬到苏州、南京都一样。像黄蜀芹的《孽债》这样的，才真的反映了上海人的精神风貌，深入刻画了上海人的灵魂。”
电影《上海王》由胡雪桦执导，胡军、余男、凤小岳、秦昊、李梦、白灵、刘佩琦、曹可凡等实力派演员主演。影片展示了20世纪初波澜壮阔大时代中，上海这个神秘城市的传奇、独特的黑帮文化。
当然，描写上海并不只有一个途径，作为国际都市和移民城市，上海一向拥有巨大的包容性、丰富性、开放性，正是这些特性，成就了《罗曼蒂克消亡史》。此片完全突破了我们对于所谓上海题材的那些固有观念，导演完全舍弃了著名的上海车墩影视基地，而是在北京搭景，再造了一个上海。主创者用“非地域”的方式，创作了一个“地域色彩浓厚”的作品，其间的意味，值得好好琢磨。而在笔者看来，上海话的力量不容小觑，因为建筑的符号化很容易制造，只要不出现整片整片的上海街景，只需搭建洋溢老上海味道的摄影棚便可搞定。一旦角色们操起了纯正的吴侬软语，一颦一笑举止投足间一派“上海风范”，一种深入骨髓的“上海味道”就建立起来了。“上海话电影”的出现和崛起，让人兴奋。其实方言入电影早已司空见惯，东北话、陕西话、山西话、河南话、四川话、山东话早都在影视中频频出现，观众之所以没有违和的感觉，乃因北方语系与普通话接近，听着不会太累。而像粤语吴语等南方语系一旦进入影视，其局限性就会显露。但是局限性恰恰又是独特性，如果能控制局限张扬独特，就有可能石破天惊，出现非同一般的特色作品。小说《繁花》的语言实践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其找到了一条既展示方言之美、又与普通话对接融通的渠道，这种探索特别有价值。
上海这座城市，有太多的历史皱褶可以展开。期待全球的艺术家们聚焦上海，共同“熬制”出一锅锅散发着浓浓“上海味道”的影视大餐，满足观众的期待。（刘巽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