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提问

2017-02-07 13:56 来源:解放日报  我有话说
2017-02-07 13:56:03来源:解放日报作者:责任编辑:李姝昱

  作者:夏学杰

  前不久,一篇名为《北大面试官:这些牛孩像一个模具打造出的家具》的文章热传。文章的作者、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认为,参加面试的考生太相像了,每个学生都学习成绩优异、艺术特长突出、获得过各级科技创新奖励、至少去敬老院给老人洗过一次脚,他们就像是一个模具打造出来的一组“家具”一样。文章中写道,“一个学生上来就说‘子曰……’我打断他,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告诉我之后,接着说‘子曰’,我再次打断他,告诉他我不关心子怎么曰,我关心的是你想说什么。他却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还有一个学生自信满满地坐在我面前,等着我问各种可能的问题,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我说,我没有什么问题问你,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她完全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种问题,顿时惊慌失措,张口结舌,几乎要哭了出来。”

  其实,孩子这样的表现,似乎不能怪他们,他们不是不会思考,他们可能都没有时间没有心力去思考。显然,优秀学生的集体失语,是环境造就的。

  杨澜在《一问一世界》一书中说,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 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同学解答。这可能是一种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杨澜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选修了一门社会学课,她每天上课都准时到,作业按时完成,论文也写得不错,可是到期末她发现所有的课程里面唯有这门课得了一个B。她就去找社会学的教授理论,教授翻看了一下杨澜的记录说:“的确你的作业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这就说明你上课的参与度不高。”可见,中西教育之不同。

  杨澜说,自己受益于主动发问。1990年,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辛少英当时谈到《正大综艺》需要找一个很纯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种。轮到杨澜自我介绍时,杨澜反问她:“为什么在电视上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的地位,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杨澜的大胆发问给辛少英留下了印象。后来杨澜被通知去参加第二次面试,然后是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试后走上《正大综艺》的舞台。

  我思故我在。人应该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而思索之后,就必然会有疑问。通过发问,也许你就会知道世界并非如你所想。1999年杨澜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崔琦。崔琦12岁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杨澜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杨澜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但是他却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杨澜听了很受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

  杨澜还在书中反思了幸福观,她写道:幸福并不等于有更多的钱、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甚至一度流行的“幸福的意义在于付出,而不是索取”也未必正确。幸福是一种感觉,就像我们穿行在万家灯火之中,内心拥有一片暖暖的光亮。那一刻,可能是我们经过很多努力,终于得到了奖励或肯定的时候;可能是一家人吃着晚饭、分享着今天彼此的经历的时候; 可能是走在路上,天空湛蓝、微风轻拂,刚好有一群鸟飞过的时候。

  不过,她将幸福最后落脚于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并认为幸福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有失狭隘,幸福似乎还应以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来填充。每个人都应该有不同的幸福感觉。(夏学杰)

[责任编辑:李姝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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