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悦
2012年，辽宁芭蕾舞团准备创排芭蕾舞剧《八女投江》时，很多人是反对的，觉得这个题材很“硬” ，料想会是一种“亮肌肉块儿”似的“高大全”式呈现。辽芭团长曲滋娇当时顶着很大的压力，“抗战题材+芭蕾”的确会被先入为主地减了不少印象分，但是生于黑土地的她不怕也不信，坚定地要排这部舞剧，“我们生于斯、长于斯，黑土地上发生的家喻户晓的抗战故事，为什么不去做？我们一直在探索中国式的芭蕾，融入东北元素，结合中国历史文化，辽芭一直有叫得响的好作品，这次一定也能拿得出一部大胆创新的好作品。 ”辽芭素以出优秀的男舞者在全国芭蕾舞团中独树一帜，曲滋娇看中《八女投江》这个题材也是寄希望能够全面展示辽芭出色的女舞者实力，“一个舞团能在一部舞剧中同时推出8位作为女主角的女舞者，而且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和性格，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
作为第十五届文华大奖的获奖剧目，芭蕾舞剧《八女投江》着实让辽芭收获了认可与好评。日前，该剧作为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的剧目之一，在北京天桥剧院上演，这也是这部剧成功推出以来第四度在北京演出。芭蕾舞剧《八女投江》改编自家喻户晓的抗战故事“八女投江” ，这是一段被无数次讲述过的历史，这是一个关于女性，关于生命与信仰、卑微与高贵、选择与牺牲的故事。
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开始了对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武装侵略。从此，在漫长的14年间，无数东北儿女投身于抗击侵略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冷云、黄桂清、王惠民、安顺福、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李凤善就是其中最普通的女战士。八个女子带着不同的身世走到一起，共同的爱和恨将她们紧紧相连。抗联密营中，青春和爱情在战争的缝隙中生长，血火熏染着峭壁上最美的花朵。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纠集十万大军围剿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第四、五军被迫向西战略转移。强忍失去亲人和爱人的痛苦，五军第一师妇女团的八名女战士告别密营，加入了西征的队伍。异常艰辛的西征途中，危险、伤痛、疲惫、饥饿和敌人日复一日的围追堵截，不断夺去鲜活的生命；而背叛和绝望更是折磨着战士们的心灵，却始终没有夺走她们的坚定和信仰。10月的一个寒冷黎明，队伍在转移途中遭遇日军。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八名女战士主动冲上前吸引敌人火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她们宁死不屈，砸毁枪支后毅然投进滚滚的乌斯浑河，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冷云只有23岁，刚刚做了母亲；而最小的王惠民年仅13岁，还是个孩子。她们是平凡的女人，是母亲、妻子和女儿。
国家一级编导王勇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文工团艺术指导，他和夫人陈惠芬曾以舞剧《藏羚羊》和《天边的红云》而名扬舞坛，收获过全国全军舞剧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及最佳编导奖、文华剧目奖、文华编导奖、群星奖金奖等几乎全部舞蹈大奖。此次二人被辽芭邀请创排《八女投江》 ，在王勇看来其实是跨界的，正是辽芭曲滋娇团长对于《八女投江》和黑土地的情怀打动了王勇，这样携手一做，就足足四年多的时间，“我们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
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王勇和陈惠芬没有接任何其他舞蹈创排的工作，一头扎在辽芭的排练场，十分细致地打磨这部舞剧，“说它是心血之作，一点都不夸张，作为编剧和导演我没有接第二部戏，这个团在这个时间里也没有排第二部戏，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投注到这部剧中，摸爬滚打，没有一丝懈怠。我们光剧本就写了四稿，作曲的案头至少写了三部舞剧的量，我们在心里把这部舞剧的位置放得特别特别重。 ”让王勇感到“有压力”的是，这是他首次排芭蕾舞剧，而且面对的不仅是“80后” ，还有“90后” ，甚至“00后”的年轻演员，对于那么久远的故事，如何让如此年轻的舞者们进入舞剧中的人物状态，很有难度。
对于王勇来说， 《八女投江》还是一部情怀之作。首先一提到这个题材，不少观众就想到“抗日神剧”或者十分符号化的表现。四年多一路走来，特别是去年把文华大奖拿下来以及四次进京演出之后，观众在现场热烈的反应，令王勇和辽芭都有了十足的底气。王勇谈到，“ ‘八女投江’的故事之所以可歌可泣，是因为她们身为年轻的母亲、妻子、恋人、女儿，正当妙龄，青春勃发，当敌人大部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她们选择了自己命运的归宿，慷慨赴死，向浩荡的乌斯浑河趟去。我们主创在采风时曾带着鲜花来到乌斯浑河边，当将花束投到河中时，神奇的是一枝枝花笔直有序地排着队向着一个方向漂去，不知烈士们是否能够感受到我们对她们心底的呼唤。 ”正因于此， 《八女投江》这部舞剧的原名是《乌斯浑河的回声》 ，以一种十分写意的方式表达这种大气象和大情怀。王勇在创编时也并没有遵循传统意义上的叙事方式，“不像电视剧一样必须讲清楚一个故事，甚至细抠故事情节。它的美学定位和叙事方式，与传统舞剧相比，有着浪漫主义的典型特征，更注重人物情怀的发掘和表现。 ”在王勇看来，当今舞剧发展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立叙事领域，特别是根据剧中情节的需要加入了东北秧歌以及朝鲜族舞蹈“阿里郎” ，将故事演绎得浪漫中有悲壮，悲壮中有唯美。
“半个世纪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成功被视为芭蕾艺术‘中国气派’的成功，被认为是‘白天鹅’创造性地转化为‘红天鹅’ 。 《八女投江》大约是《红色娘子军》之后又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军事题材的芭蕾创作，当然它对人物性格及其内心世界的刻画更缜密、更细腻了。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于平看过《八女投江》后曾有这样的客观评价。在中国芭蕾舞者的面前确实横亘着一座大山，那就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王勇说，“我们这代人是看样板戏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对搞舞蹈的来讲，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样一个经典剧目摆在面前，对我们既是启发，又是压力。 ”但这“乌斯浑河八圣女”毕竟是不同于琼岛的娘子军，她们是生长在白山黑水间的年轻女战士，著名剧作家苏叔阳看过《八女投江》后就对舞剧中对日常生活的描摹给予高度赞赏：“编剧特别擅长在平淡甚至清苦的生活中找到韵味悠长的诗情，而且很会节制和掌控诗情的跌宕起伏、悲喜交加。八位女战士的亲情、爱恋、友谊、成长，故乡的大地、森林、高山、江水以及平凡的生活、亲爱的爹娘……这一切，都艺术地、真实地呈现出来。 ”正是这悠悠的诗情做足了爱国、爱家、爱人生的大铺垫，所以舞剧结尾八女庄严地从舞台的乐池平台上渐渐下沉，宛如她们毅然地步入祖国的江河，宁死不屈，才会让观众潸然泪下，起立致敬。
多年前，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著名评论家曾预言，“芭蕾的未来在东方” ，这句言简意赅、意味深长的话，令中国舞协名誉主席、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赵汝蘅印象十分深刻。看过《八女投江》后她曾谈到，“我们有能力探索建立芭蕾艺术的中国学派，这对于业界是一项艰巨任务和光荣使命。 ”于平认为， 《八女投江》自觉担当起双重使命：一是要用西方文化熟悉的舞台演绎传扬中华民族的气节，二是要在对中华英烈的讴歌中呈现芭蕾艺术的中国气派。这也正是曲滋娇和王勇的想法，“我们更希望，以《八女投江》为契机，将中国芭蕾往前推一步，努力建立起芭蕾艺术的中国学派。 ”（张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