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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春风》:失去最后的乌托邦

2017-04-06 09:01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2017-04-06 09:01:29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作者:责任编辑:刘冰雅

  作者:宋沅君

  从儒里赵村,我们仿佛窥见整个乡土中国的命运。

《望春风》:失去最后的乌托邦

  2017年3月17日,译林出版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格非《望春风》作品研讨会。评论家一致认为,长篇小说《望春风》的出版,是2016年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从开始在《收获》杂志连载,经历全书出版,到现在一年多时间里,《望春风》从读者和评论界收获了数不清的赞誉。这是一部注定要成为经典的作品,浓缩了一个村庄50年来在时代大潮中的升沉起伏以及近60个人物在其间生存、辗转、湮灭的生命轨迹。

  故事讲述了建国前后到21世纪初的江南古村,叙述者“我”(赵伯渝)的故乡——儒里赵村。古时的儒里赵村,是有着显赫历史的一方吉地,居住着“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社会动乱时期,这里依旧自给自足,民风淳朴,波澜不惊。解放后,在土改、反右、大跃进、公社化、文革、上山下乡等历次运动中,儒里赵村凭着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和以血缘恩义为基底的村庄内在秩序,保证了各个家庭风平浪静、各安其命,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这段特殊的社会政治历史时期。文革结束后,乡镇工业发展逐步加快,儒里赵村的土地和灌溉水源被镇上的化工厂、造纸厂污染,不久改革开放,一半村民离开土地,外出谋生,另一半赶着经济发展的大潮,忙着办厂、开店、个体经营。世纪末,儒里赵村被外来资本整个吞并,房屋被推倒,村民们搬到镇上的安置小区,村庄沦为无人问津的废墟。从鸟啾鸡鸣、炊烟冉冉、风景如画的过去,到“为荒草和荆棘掩盖”、“远离市声,惟有死一般的寂静”的现在,“我”回忆中这个消失的村庄,也存在于当下中国好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里。建立一个家园、形成一座村庄,需要上百年、若干代人的努力。毁掉一座村庄,往往只需要一代人甚或一瞬,从被侵蚀的精气神,到出逃的人口,直至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存在完全被拆除,老屋变成了废墟,连凭吊的标属都被铲除殆尽。从儒里赵村,我们仿佛窥见整个乡土中国的命运。

  全书的视角是“我”,儒里赵村算命先生的儿子赵伯渝,以“我”对各个人物的片段式记忆,来接续、叠加,表现一个完整的儒里赵村。“我”谜一般地先后失去母亲、父亲,并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窥得事情的真相,一生漂泊、两处奔忙,年过半百时回到已经成为一片野地的故乡,在这里重新过上了仿佛童年时候的生活。在回忆的结尾,“我”交代了自己写作这些回忆中的故事的过程。“我”写作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让那些头脑中活生生的人物不会随着故乡的消失而一同湮没无闻”,妻子春琴对“我”创作自由的干涉、“我”与春琴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让叙述中的人物、故事及故乡本身不再是纯粹的记录,变成了“我”根据回忆进行的虚构和创作,反而更加贴近了文学的真实。“若不嫌我饶舌啰嗦,我在这里倒可以给各位讲个小故事”,“有一件事,这里也许应当顺便提一下”,“亲爱的读者朋友,我相信……”,等等,前文中不断出现这位讲述者闲话家常式的停顿和提醒,既像是作者格非为全书中混乱的时间线索和零落的叙事片段给出的一种解释,也是强调赵伯渝对回忆的无法把握、不确定性和选择性。这根植于“我”对事物观照的内在逻辑、对命运之手的敏锐觉察,符合一个活在父亲最后的预言和暗示中、终身寻找身世之谜的中年男子身份,是对一个完整的叙述者形象的最终确立。

  故乡是怎么死去的?格非并未明确表态。他对如火如荼的政治风潮和社会变革的描写,温和地化入了众多人物的日常生活及命运轨迹之中,不刻意回避冲突,也不刻意表达批判,让这部表面宏大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安静的内在气质。对格非来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好人身上也有差的地方,坏人反过来一样”,要“重新理解那些平常的人”,记住他们的声音,这才是最重要的。在“我”的叙述中出现的故乡人物有60个之多,重点讲述的也有20人。作为格非投射在文中的影子,“我”尽力消解这些平常人身上的道德印记,避免一分为二地给他们贴上非黑即白的标签,围绕这些人编织的回忆,构成了一个美丑共生、善恶交融的人情、人性世界。

[责任编辑:刘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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