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变味的“公益牌”

2017-04-18 10:00 来源:文汇报 
2017-04-18 10:00:45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付双祺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讲师  罗萌

  28岁的导演黄进,堪称今年金像奖的赢家:电影《一念无明》独揽新晋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三项重奖。无论题材还是导演年龄,《一念无明》 都让人联想到多年前的另一部典藏级港片:1986年,《癫佬正传》上映,导演尔冬升29岁。

有些变味的“公益牌”

《一念无明》海报

  《癫佬正传》和《一念无明》,均围绕城市空间下的精神疾病问题展开故事。前者同样是当年金像奖的热门片,而电影中清丽动人的女记者叶德娴,多年以后,在《桃姐》(2012)里扮演风烛残年的老佣人,和许鞍华、刘德华一起,揽下一串大奖。今年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属于另一位老去的花旦——《幸运是我》里扮演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惠英红。

  看起来南辕北辙,不过,这四部电影结结实实地点出了多年以来香港金像奖的一个细水长流的面向:公益话题。“公益牌”的叙事基础,往往是疾病:以特定疾病人群为对象,藉由讲故事的形式,引起社会性关注,戏里戏外地生发出安慰效果。大银幕上的疾病,永远带有象征性,肺病是文艺,白血病是爱情;而“公益牌”的专属疾病,就这几年看下来,一个是精神类,一个是阿尔兹海默;后者绑定“无可奈何花落去”、但需要以他人的温和目光相伴的人生终途,前者则关乎一个社会内部“正常”的标准,同时追究“疯狂”的生产机制。

  事关公益,必定有血有泪。阿尔兹海默症的煽情能力,堪称敲山震虎:《幸运是我》里,看到侠女出身的惠英红从一脸英气变一脸凄楚,就算没有情节铺垫,心已经酸了一半。不过,也正因为阿尔兹海默的不可逆转性,就表现空间而言,终归有限。以精神疾病为主题,就不一样了,无论震撼力、复杂程度还是不可预知性,都更胜一筹。

  《一念无明》为2017年的影坛带来了一点惊喜;而且,与相隔三十年的《癫佬正传》交相辉映,呈现出类似主题的不同走向。

  “劏房”成为电影的副主题——在一小间一小间的鸽子笼里,曾志伟迎来刚刚出院的儿子余文乐。曾志伟老了,余文乐长大,两人身上的褶皱感,非常贴切地嵌入板墙的纹理中;“躁郁症”和城市空间感发生共振——当父子俩被逼迁时,隔壁鸽笼的老人说:“有病就要去青山 (精神病院),外面住的地方那么小,只会越来越疯。”的确,整部影片最宽敞的镜头,就落在青山医院的花园里。带着一种讽刺的意味,“青山”成了乌托邦代名词;无独有偶,《癫佬正传》 里,暂时康复的秦沛在回忆“青山”时,也用充满留恋的语气说:“青山很好的……”住院令人痊愈,出院却不免走向“复发”,这一观点,奠定了这类影片“疯狂”主题的悲剧基调;当然,不是为了浪漫化“青山”,而是基于对城市贫民生活的逼仄感的基本体认。应当说,黄进比当年的尔冬升更加有意识地去表现现实问题:余文乐的母亲是患精神病多年,通过闪回的叙述,大致可以判断,她本来娇生惯养,因为流落异乡,嫁给身份卑微的男人,心理落差成了“病因”;另外,同住劏房的有趣小孩,对着一株番茄念经:“你要争气呀,要向上流动呀。”从叙事技巧的角度看,其实是有些刻意的,但为“公益”计,或者说,为了在特殊故事里酝酿出“普遍性”,这种象征化的台词安排,确实是便捷有效的选择。

  设置“普遍性”是打好一副“公益牌”的必需,然而,“普遍性”的一发不可收拾,却可能让唯“向善”是尊的公益精神“变脸”。《一念无明》 里,“普遍性”可谓关键词,具体来说,“病”被普遍化了,这一点,也构成它和《癫佬正传》的根本区别———后者清晰容易地划分出“有病”和“没病”之间的界线,并以此为稳定基础,讨论边缘人群的管理和安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30年前的《癫佬正传》 具有更为纯正的社会纪录价值,而今天的 《一念无明》,虽然取用了现成的社会材料,却最终走向内在、暧昧和不可解。

有些变味的“公益牌”

《一念无明》剧照

  余文乐饰演的阿东,被认定、也自我承认“躁郁”,但除了一切验明他“有病”的外部证据之外,他比谁都正常;相应地,他所面对的这些“青山”外面的人,也在或多或少的病态地活着。“病人—正常人”的关系被有意识地调换了,而且成为影片的核心观念。导演在这方面铺陈了大量细节,其中有的牵强,比如母亲往儿子头上扎针,认为这样可以让孩子聪明点。但也有相当精彩的描述,比如表现医生的机械式问话:“吃不吃得下? 睡不睡得着? 想不想自杀? ……”面无表情,目光呆滞,每个问题的尾音都稍稍上扬,放大式地凸显出“常规的怪诞”。更大胆、更具震撼力的,是未婚妻JennY在向教会朋友和阿东倾诉个人经历时的情绪爆发,她表情扭曲地哭喊“我好憎恨你! 但我宽恕你!”“宽恕”仿佛是对“憎恨”的消解,然而,在JennY的声嘶力竭里,“宽恕”的意味变得反讽了,它更像是自我胁迫,一种针对不可抵抗的仇恨情绪的勉强压抑。

  负有“躁郁症”之名的阿东,又被赋予了另一重角色。最后一幕,在天台上,邻居们以为他要对孩子不利,围拢上来,却又不敢靠近,恐惧和憎恶并存,他始终脸色平静,默默把孩子抱下来,半高傲半怜惜地注视着眼前的众生——阿东和其他人之间,似乎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以外的关系,一个有意识的“病人”和一群蒙昧的“正常人”之间的高下之分。

  在“病”的普遍化过程中,《一念无明》走向了不可解决的解决:“回家”。阿东和父亲的拥抱表达了暂时的内部结盟;而在一分钟之前,父亲还跟邻居一样,怀疑儿子会伤害他人。因为外部世界的迟钝和可疑,这种结盟一方面出于情感上的两厢情愿,一方面也可以被理解为无奈之举。作为影片的结尾,恐怕难以安慰它的观众;“公益牌”打到这一步,也就变了脸色。

[责任编辑:付双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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