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评和曲解,终不能挡住杰作

2017-07-13 09:31 来源:解放日报 
2017-07-13 09:31:41来源:解放日报作者:责任编辑:付双祺

恶评和曲解,终不能挡住杰作

——写在话剧《原野》迎来创作和舞台演出80周年之际 

  作者:王纪人

  1934年和1935年,曹禺相继发表《雷雨》和《日出》,在两剧先后公演后,他作为著名剧作家的声誉已如日中天,观众和业界对他的殷切期待也与日俱增。1937年4月,他正在创作的话剧剧本《原野》在《文丛》第一卷第二期开始连载,至8月第一卷第五期续完。作品是边写边发表的,就像登章回小说一样,先有大致的意思脉络,然后陆陆续续地写,边写边交稿,写得非常顺利。同年8月,作品交付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所以今年是《原野》发表80周年。

恶评和曲解,终不能挡住杰作

由北京人艺排演的话剧《原野》剧照

  早期的演出和恶评

  《原野》于1937年8月7日至17日,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首演于卡尔登大戏院(今长江剧场),由应云卫导演,魏鹤龄、赵曙、舒绣文、王萍、章曼萍等主演。因淞沪抗战爆发,演出被迫中止。1939年8月14日至24日由昆明国防剧社在昆明新滇剧院公演,曹禺亲自执导,闻一多舞台设计,凤子、汪雨等主演。曹禺的导演阐述要求“把人物的复杂心态表演出来,着眼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还要求通过“细腻而真实的表演,揭示出仇虎的‘深层意识’”。闻一多在舞台布景设计上“虚实结合”,“并运用了某些抽象的画法,在灯光下形成焦点透视,把大森林的阴森而恐怖的神秘气氛表现出来”,以便能更好地表现“人物的潜意识”。这次演出应该更能体现原作的思想和风格。1940年10月,上海大戏院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西摩路(今陕西路)口落成,以《原野》为开场戏。这座剧院后改名为上海电影院,停业多年后经整修一新,今年恢复上海大戏院原名,《原野》成为戏院重开的开幕大戏。屈指算来,已历77年。

  《原野》在卡尔登大戏院首演至今,恰好80周年。在这80年中,《原野》曾被屡屡搬演于舞台,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歌剧、川剧等剧种。但是《原野》的舞台演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未曾得到如《雷雨》《日出》好评如潮的反响,相反不乏恶评。如1944年杨晦在《曹禺论》里说,“《原野》 是曹禺最失败的一部作品”,“由 《雷雨》的神秘象征的氛围里,已经摆脱出来,写出《日出》那样现实的社会剧了,却马上转回神秘的旧路”,“把农民复仇的故事,写得那么玄秘,那么抽象,那么鬼气森森,那么远离现实,那么缺乏人间味。这简直是一种奇怪现象。”吕荧在《曹禺的道路》中则批评《原野》是“纯观念的剧”,“表现的是人类对于抽象的命运的抗争——一个非科学的纯观念的主题”。他们都以写实主义戏剧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原野》,导致了对此剧的全盘否定。

  风格殊异的“命运三部曲”

  其实曹禺的早期话剧——“命运三部曲”,呈现了题材多样、风格多变的特点。处女作《雷雨》就时空结构而言,更像是一部恪守“三一律”的古典主义戏剧,其内容则是一部家庭伦理剧,而乱伦则是这个体面家庭里屡屡发生的丑闻,因而又像是一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俄狄浦斯情结剧。最终大儿子周萍饮弹自尽,小儿子周冲因追赶四凤遭雷击与后者双双触电身亡,周萍生母侍萍和继母蘩漪致疯,这一惨绝人寰的命运悲剧似又蕴含了佛教的因果报应因素。紧接着创作的《日出》,是偏向批判现实主义的。1983年,曹禺在回顾当时创作的状态时说,“其实,我写《日出》时,对革命的认识还很模糊。当时只有一个直觉:就是不平等的社会不能再存在下去了。我想在《日出》中求得一线光明和希望,但哪里是太阳,太阳又怎样出来,我不知道。”看过曹禺原作的读者知道,《日出》结尾是打夯工人们高亢而洪壮的歌声,沉重的石硪一下一下落在土里,窗外因为日出更加光明起来。曹禺非常珍惜这个“光明的尾巴”,因为当年他不甘心也不情愿使观众沉溺在毫无盼头的黑暗里,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又不允许人明白道出光明究竟在哪里。

  《原野》既不同于《雷雨》,也异于《日出》。正如曹禺后来说的,“《原野》的写作是又一种路子”,“一个戏要和一个戏不一样。人物、背景、氛围都不能重复过去的”。这首先体现在题材内容上,从城市转向农村。曹禺出生在天津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里,并不熟悉农村,但从小听够了保姆讲述她家乡种种悲惨的故事,于是在他的构思中逐渐浮现一个丑八怪的形象,然后有了他的悲惨身世:父亲被曾经的朋友焦阎王串通土匪活埋了,家里的一大片好田产被侵吞;妹妹被变卖到外县沦落为娼受折磨而死;心爱的人被夺走了; 他被诬为土匪送进大牢又打折了腿。作者的聪明之处,在于这一切不幸作为仇虎这个人物的前史被不时提及,成为他走上复仇之路的必然动机和强大推力,而正面展开的,是仇虎以逃犯身份前来复仇的故事。当他把叙事的重点放在复仇上时,一切就顺理成章起来。仇虎从白傻子那里得知焦阎王已死时,自然地想到父债子还,不仅要从焦大星那里夺回已成为焦妻的金子,还要斩草除根,杀了懦弱的大星,借瞎子焦母之手使她误杀自己的孙子,让这个阴险毒辣的恶霸遗孀活着饱尝失子杀孙的痛苦,这就构成了《原野》的主要情节。

  这是一种原始的血腥和暴力的复仇,它应该是蒙昧时期的初民经验之一,它深深地镂刻在人类的种族记忆之中。这种血腥的复仇体现了原始人类以暴易暴、以恶制恶、一报还一报的生存法则,且遗留在现代文明尚未抵达之所。曹禺也指出“仇虎的复仇观念是很强很原始的,世世代代的农民想要活,要反抗欺压,就要复仇”。所以对他的形象设计是“眼里闪出凶狠、狡恶、机诈和嫉恨,是个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但是他在回答《原野》所要表达的是否复仇的主题时,却是前后不一的。这可能是因为他只写了个人复仇而没有写群体革命而产生了内心的纠结和不安。其实 《原野》的意义主要不是社会学方面的,而是心理学和美学方面的。《原野》最大的创新是塑造了仇虎这一中国文学中非常罕见的艺术形象,而且重要的不在于写了一个复仇的故事或表达一个复仇的主题,而是通过这个形象,表达了深埋在集体无意识深处的仇恨的原型。

  《原野》将人的极爱和极恨戏剧化

  在西方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和流派之后,由于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心理学和美学思想的崛起,一些与现实主义相左的文艺思潮和流派风起云涌,其中表现主义是与戏剧关系更深的思潮和流派。表现主义戏剧始于19世纪末的德国和瑞典,极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美。受柏格森直觉主义和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不满于对外在事物的描绘,要求突破事物的表相凸显其内在的本质,突破对人的行为的描写而楔入其内在灵魂,突破对暂时性现象的描绘而展示永恒的品质或真理。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就是杰出的表现主义戏剧大师,美国评论家约翰·加斯纳说得很妙:“在奥尼尔之前,美国只有剧场;在奥尼尔之后,美国才有戏剧。”1936年,奥尼尔“由于他那体现了传统的悲剧概念的剧作具有的魅力、真挚和深沉的激情”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戏剧大师,不会不受到曹禺的密切注意。曹禺在《原野》附记中,最早透露了《原野》受奥尼尔的戏剧尤其是《琼斯皇帝》的影响。此外,他明确表示读过奥尼尔的 《悲悼》《天边外》《榆树下的恋情》《安娜·克里斯蒂》和《毛猿》。

  曹禺在《原野》中所塑造的几个人物,如弱智的白傻子、有恋母情结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委曲求全的“窝囊废”和“受气包”焦大星、用针刺人偶的巫术诅咒媳妇死去以便独霸儿子之爱的焦母,以及用两人同时落水先救母亲还是先救妻子来考验丈夫的金子,都程度不等地患有心理疾病。心理近乎分裂的当推仇虎,因为他的复仇由于仇主已死,而失去了真正的目标和“合法性”,但他基于自己一家两代人的血海深仇,认为必须让焦家断子绝孙才能报仇雪恨。然而,焦大星曾是他的少年朋友,他虽然娶了自己的心爱之人,也罪不至死。襁褓中的婴儿更是无辜的。所以《原野》在叙述仇虎血腥的复仇过程中,始终表现出他被一种罪感所折磨。金子不断用焦大星是好人、待她和他都不错,来打消他杀人的念头。他也考虑让大星先动手,但最终还是进屋把大星杀了。而焦母在金子的床上用铁拐杖误杀自己的孙子(焦大星与前妻所生),显然是他设的局,因为他预计到狠毒的干妈会先杀了他,所以让金子把小黑子先抱到她床上。在第三幕里,曹禺更是突现其报复杀人之后的可怖形象:“他忽而如他的祖先——那原始的猿人”,神色极端不安和恐怖,嘴里念叨着小黑子不是他杀的。而在黑漆漆的原野森林里,死去的人也全部登场,还有牛头马面、判官小鬼,以及阎罗。舞台上鬼影幢幢,幽灵出没,象征着现实的黑暗和内心的恐怖、惊惧和悔恨。表现主义戏剧善于通过营造环境氛围,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紧张和灵魂的躁动不安。《原野》的第三幕尤其得到了表现主义戏剧的真传和充分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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