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扮夫妻”是故事标配,“选择身份”像游戏设定

2017-07-14 10:58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7-07-14 10:58:19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石依诺

  作者:徐刚

  谍战故事的男主人公要想拿得出手,不仅要有情有义一身武艺,还要如这个时代所有外表光鲜的时尚大咖一样,来一点让人记得住的“花活”,从这一点看,海飞的小说《麻雀》里的陈深还算过得了关。这位酷爱葛瓦斯汽水和樱桃牌香烟的中共潜伏者,兜里常年揣着一把理发推子,时不时秀一下手艺,彰显其别具一格的魅力;当然,他同时也是极司菲尔路76号里靠当领导的大哥罩着混饭吃的闲人一枚,他出入于米高梅舞厅,游走在声色场所,看似消极却在歌舞升平的颓废中自有其沉静与笃定。

“假扮夫妻”是故事标配,“选择身份”像游戏设定

《麻雀》

  无独有偶,《麻雀》之后,海飞新作《惊蛰》里的陈山“这个混蛋”也同样不同寻常。他“穿着宽大的裤子和一双陈旧的皮鞋,叼着纸烟,很屌地走在上海街头被雨打湿的地面上。霓虹灯闪着清冷的光,他的兄弟宋大皮鞋、刘芬芳、菜刀、地雷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他们是上海滩的‘包打听’。”这个帮人收账要债的小混混和无事生非的“包打听”,举手投足之间既有一种“混不吝”的“痞子劲”,又有一种略带颓废的文艺腔。看得出来,我们时代的抗战英雄开始向“狂霸酷拽”的时尚风格靠拢了,当然,这些都是表象,全然不会耽误他们在谍战的伟业中成为名垂青史的盖世英雄。

  既然是谍战,那些虚虚实实敌我难辨的“烧脑”桥段自然必不可少,这也是悬疑故事的魅力所在。在这一点上,《麻雀》的复杂显然是要另辟蹊径地再现历史的凶险与残酷,并竭力将情节引向深入,它追求一种紧张明快的叙事风格,人物置身的危机也是一环扣着一环让人喘不过气。而《惊蛰》更是将“烧脑”发挥到了极致,这也让它堪称卧底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这里不仅有日本“梅机关”的特工潜伏到了重庆,也有早已至此的中共地下人员,随后二人又以真假难辨的“婚外情”,通过“假私奔”的方式由军统卧底到日本人那里。故事里的张离就更有意思了,她作为共产党卧底到国民党处潜伏,又以国民党的名义卧底到日本人那里执行任务,这种三重间谍的戏码不禁让人费尽思量,而围绕这个剧情,各色人物的冲突与合作无疑更加凶险复杂。

  在海飞这里,紧张的谍战之余,故事主人公复杂的爱情纠葛令人目不暇接。《麻雀》里的陈深恋着徐碧城,又和李小男纠缠不清;唐山海与徐碧城逢场作戏却日久生情;而柳美娜则飞蛾扑火般地恋上“有妇之夫”唐山海,并且为了这个骗取情报的男人甘愿去死;甚至连反面人物“汉奸”苏三省也一见钟情地爱上了潜伏至深的共党分子“医生”李小男。

  值得一提的还有假夫妻的情节设置。似乎是从《潜伏》开始,假夫妻便成为了谍战故事的标配。这一方面在于“潜伏”所蕴含的情节戏剧性,令假扮的人物关系显得合情合理;另一方面,假夫妻所蕴含的情感戏剧性也可使故事在情感与谍战交错的节奏把控上进退自如。《麻雀》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经典模式所具有的借鉴意义。只是这一次,假夫妻的卧底任务落到了军统头上。唐山海与徐碧城这对潜伏搭档的出现,使陈深的故事不再单调。而故事也通过唐山海与陈深的合作与斗争,在间谍片的基本构架中,构筑起国共一致抗日的叙事线索。这一政治正确的总体脉络,成功容纳了唐山海与陈深之间象征国共关系的兄弟情义。而故事的最后,慷慨赴死的唐山海也成功演绎了国军斗士为国牺牲的崇高与悲壮。“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内外是故乡”,在抗日救国的历史背景下,“唯祖国与信仰不可辜负”的格言属于每一位热血的中华儿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都是在救国家,而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汪伪汉奸才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而《惊蛰》也充分调动了“假夫妻”这一经典模式的叙事意义,甚至还在此之中穿插着“假出轨”、“假私奔”的全新段落,真假难辨的情爱纠葛让人欲罢不能。然而,这也是一个关于牺牲与拯救的故事。它在忘我的牺牲中成功容纳了一个“拯救大兵瑞恩”式的悲壮桥段,这无疑是一种更高意义上人性法则的体现,也生动诠释了历史内在的悲壮。小说之中,张离的牺牲固然令人扼腕,但她的死却意外保全了余小晚这位革命家族的唯一后代。而围绕这次拯救产生的一系列牺牲,包括普通人的慷慨赴死,便显得意义非凡。这群贩夫走卒被历史所卷入,又奇迹般地被召唤成革命的主体,成为历史悲壮的一部分,而革命恰恰就是由这些无名者的牺牲构成的。

  最后不得不谈谈谍战故事的信仰问题。“为信仰而战斗,为情感而厮杀”,成为多数谍战剧的格言。然而面对这种单纯的信仰,我们其实很难用某种立场和主义去诠释它,而毋宁将之理解为一种坚定的工作伦理。因为无论是《麻雀》里的“归零计划”、“黄雀行动”,还是《惊蛰》里的“秋刀鱼计划”,或者是任何其他听上去让人愿闻其详的什么计划,这些都没有区别,能力非凡的主人公们总会竭尽全力去完成它,甚至为之献出生命,这便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的信仰与立场所系。

  在这些故事里,作者不会花费太多的笔墨去交代主人公们信仰的来由,他们思想的历练、成熟与升华,他们仿佛从一出场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或者稍作指引便能轻易捕捉革命的真谛。身份的选择仿佛只是一个招之即来的面具,转换之间如此轻易,毫不犹疑,更别说什么痛切或挣扎了。而围绕身份,人性内在的复杂也只是机械地服务于小说的故事逻辑,看不到任何幽深的层面。这种毫无来由的立场,更像是某种被派定的角色,游戏里倔强的人物设定。《麻雀》里的陈深好歹还是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国军血性男儿,他的政治选择的合理性勉强能够理解;但《惊蛰》里的陈山作为上海滩替人收账讨债的小混混,“梅机关”发掘并培养的谍特人员,也在面对“我不愿失去每一寸土地,哪怕土地之上的每一粒灰尘”的民族动员时,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叙事者希望的道路,这里的故事逻辑便多少显得简单粗率了一些。因而如何在讲述信仰的维度,把握人性内在的丰富与复杂,恐怕还是谍战题材小说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徐刚)

[责任编辑:石依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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