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拐角

2017-08-05 09:21 来源:文汇报 
2017-08-05 09:21:30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孙云清

  作者:宁白

  老家的房子拆了。

  那天,站在一片废墟前,家的轮廓依然映现在脑海里,特别是从二楼到三楼那个两个多平方米的拐角———这幢老房子住了一大家族人。父母婚后就住在二楼的前厢房,父亲的两位兄长住三楼和几个阁楼。三家的孩子加起来有十多个,这个拐角是交通“枢纽”。

  小学暑假时,这里还是我和小弟主要的活动天地。那时,父亲是“右派”,去乡下改造。母亲和二姐整天在房间里绣花,补贴家用。下午,朝西的厢房太阳逼人,在绒绣花架前流汗不止的母亲会把我们赶到这个拐角,我们在这里写作业、下军棋,玩乱七八糟的东西。

  也许是四年级,有一次去后弄堂,看到两个大哥哥在下围棋,觉得有意思。于是经常在旁边围观,直到看出点门道,跃跃欲试,却轮不到上手,又没钱去买棋子。我与小弟作出了一个决定:自己做。

  忘了从哪里讨要了几片一厘米多宽、尺把长的钢锯,又到文具店里买了几块木砂皮,从后弄堂外的木匠摊里捡了一把细长的边角木料。我们把一张红木凳子搬到了拐角作为工作台,手工制作围棋:先把木条锯成一个个一厘米多见方的小方块,再用砂皮把小方块棱角磨成圆形,最后用墨汁将一半的棋子涂黑。三个步骤,却都是细活,整整做了一个暑假。母亲有时在门口看着我们,微笑着,红木凳子被磨蹭得伤痕累累也不责怪。这时,如果有堂兄弟们上下走过,好奇地停留,母亲便会说:以后来和阿明一起下棋。

  我们把181枚黑子和180枚白子分別放入两个父亲抽完烟丢弃的圆形烟筒,单调寂寞的一个月,终于被一丝成就感代替,再去画一张棋纸就不当什么事了,反而更像是大功告成的一种仪式。

  我与小弟开始在拐角摆台对垒,也有堂兄弟或邻居闻讯参加进来。可是,我们的下棋水平始终停留在“叫吃”、“做眼”的程度,一点没有长进。多年后,这副自制的围棋不知缘由地丢失了,让我痛惜不已———年少艰辛中,第一次表达自强的物件,就这样轻易地被抹去了。

  我喜欢看书了。好像更喜欢看那些隽永、感情丰沛的散文。沒有钱买书,就抄书。

  还是在假期,还是在那个拐角,只是红木凳子成了书桌,我用黑漆封皮的横线簿一口气抄下了何为的四篇散文:《第二次考试》 《两姐妹》《最初的带路人》 《石匠》。说不出为什么喜欢何为,大概当初能看到的散文中,他的是最能打动我的。也抄了巴金、刘白羽、魏钢焰散文的大片段落。记得还有一篇写女化学家侯毓汾教授的报告文学 《女教授》 也被我全文抄录。从西窗射进来的阳光透过斑驳的梧桐树叶照到拐角,已经暗淡了,孩时的眼睛真是好啊。

  “文革”时我已是初一的学生,偷偷看了 《居里夫人传》 《进化论与伦理学》 还有 《约翰·克利斯朵夫》。居里夫人的美丽和对科学的探求精神,使我不仅抄了书的段落,还抄下了她的年谱。另外两本书,看得似懂非懂。但凡是我自认懂了的进化逻辑和激励人心的地方,仍然抄了不少。抄这三本书,我单独用了一个本子,把它们抄得更为端正,想着日后可以再看。几十年之后,我从书橱底层翻出这些本子,黑漆封面之间已经粘连在了一起,内页里挤挤挨挨的字体仍能看出当时的认真,抄的内容却不必再看了。少年时的懂与不懂,都化解在了生命的路途中,有的成了养分,有的随风飘逝了。

  暑假最热的那几天,母亲会把草席当窗帘挡住火辣的太阳。我抄得想歇手的时候,抬头就会看到母亲穿针引线的背影,她的背上有一大片汗渍。她会头也不回地对我说:拐角太暗了,你不要抄了,瞎了眼睛。可是,她摆绣花架子的地方也很暗啊,为了交货换钱,她自己都来不及休息。我一直奇怪,她怎么知道我正想歇手呢?

  我要去下乡的那一年,临近冬天的时候,母亲把一楼公用厨房的煤炉子拎到了拐角,在这里做饭烧菜,省去了上下楼梯的麻烦———她感到了体力的衰退。

  母亲烧的菜在妯娌中被公认是最好的。我印象最深的有红烧带鱼、油煎抱盐带鱼和放了黑木耳、香菇的红烧烤麸。那时带鱼便宜,常买常烧。炉子放在拐角后,我有时便在炉边学两下,几天后就注意到备用的锅盆放在炉边地上太过杂乱,但是可以在右边墙上搭个板架,让它们“升空”。我跟母亲说了想法,她不置可否,可眼神告诉我是允许的,只是她不相信从没拿过木锯的儿子会做木工活。

  借来了锯子,备好了螺丝刀和榔头,家里正好有四根废弃的凳脚和一块一米多长的木板———我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这项“工程”,因为父亲下班如看到狼藉一地会厌烦的,他从乡下回城上班了,我得尽量不触动他内心的焦躁。

  拐角成了我的“工地”。我在每根凳脚的上端,锯出一90度直角,下端凿出一个凹口,把凳脚的上端与屋顶搁楼的正方形横梁贴合,敲上钉子固定,把木板插入四根凳脚下

  端的凹口,一个半空的搁板就做成了。巧的是两根横梁的宽度与木板的长度正相吻合。现在回想起来都记得很清楚,上端用钉子固定得并不牢,有一根钉子钉了一半凳脚就裂了,是敲弯了钉子,强行固定的。

  “落成典礼”一结束,母亲便和我们一起把锅、盆和散放各处的瓶、罐放上了搁板。她笑得欢畅而满足:“阿明做啥,就像个啥!”此言一出,我欣喜不已,心中的自信暴长。母亲这时的表情,也让我留下深深的印记。

  不久,我北上大兴安岭下乡。我的背囊里有那几本黑漆皮的本子,母亲的嘱咐中,我悄悄加入了在拐角边赞赏我的话———在大森林里的帐篷内,翻开黑漆皮手抄本,想到母亲的赞扬和表情,便会想起家中的拐角。那是一个给了我温暖和信心的地方。

  我成了一名伐木工人,去森林中的雪地里采伐,握着弯把锯向着山谷高喊“顺山倒”,在贮木场抬原木上垛……我跟着那位矮墩的“头杠”,应着号子,不久,脖子后面也鼓起了大包。晚上坐在炕沿,与“头杠”喝食用酒精,下“酒”菜是玻璃瓶的猪肉罐头,有近寸厚结冻的猪油。酒、肉、油一起下肚,香极,过瘾!“我也能干”使我长成为一条青春汉子,只是

  北地风雪里的日子,让人变得粗砺。

  我知道,我心中的那一点不甘和不服,有部分就来自家中那个有着母亲的目光和身影的拐角……(宁白)

[责任编辑:孙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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