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热持续三十年自有道理

2017-08-08 10:29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7-08-08 10:29:28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贺梓秋

  作者:唐 山

  因《我的前半生》,“亦舒热”卷土重来。

  在内地,亦舒曾“热”过两次。上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所谓“台湾有琼瑶,香港有亦舒”,但那时亦舒更像是“琼瑶热”的备胎。毕竟读者对商品经济只有模糊的憧憬,亦舒式的冰冷、现实有些髦不合时。这一次则“热”得比较“扎实”,因为消费主义正批量创造着都市女性,她们从亦舒的书中看到了自己。

亦舒热持续三十年自有道理

作家亦舒

  亦舒的小说是“快消品”

  一般来看,亦舒小说属于“通俗文学”,但“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是一种很糟糕的两分法,其中隐含着歧视,似乎“通俗文学”就是更坏的文学,“严肃文学”才是好东西。

  亦舒小说有缺点,对人性的透析相对肤浅,结构上、语言上亦不甚讲究,如果再没有好故事,则几无可观之处。所以亦舒小说对故事过分依赖,甚至将“写小说”混同于“讲故事”。

  亦舒小说的故事确实很好,离奇却不怪异,但太重视“讲故事”,也扭曲了其叙事策略。

  比如为使故事脉络更清晰,亦舒小说的时空转换过快,可生活逻辑真能如此清晰吗?真是沿着“发生、发展、高潮、结尾”展开的吗?这其实是将长篇当成短篇来写,如此戏剧化,至少不太真实。

  再比如描写时,主观性的语言太多,这固然加快了叙事节奏,却牺牲了反复回味、深度体会的空间,未免得不偿失。

  亦舒小说多在10万字左右,以单线叙事为主,句段皆短,间以杂文式酷评,给人一气呵成、痛快淋漓之感。这都是在强调“讲故事”,忽视了文本质量,所以读者很难从中获得浸入式体验

  亦舒风格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她说:“出版业蓬勃,书山如海。如果每本都读过,眼睛恐怕吃不消。最科学的办法是每本书给两次机会,办法如下:打开书任何一页,读一段,不好看不够吸引人的话,立刻合拢;再翻到另一页,假使仍然没有兴趣,即时放弃。很残酷吧,没有办法,选择太多,读者早已被宠坏。每个写作人都应该有接受这种考验的心理准备。”

  可见,亦舒并未以“文章千古事”的心态在写作,她只写“快消品”。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快消品”往往只能一次性成功,为何“亦舒热”能跨越二三十年?

  亦舒的同情更接近文学本质

  亦舒能一热再热,未必是亦舒的小说写得多好,更可能是内地相关作品写得太差。

  内地小说传统来自俄罗斯文学。上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一度风起云涌,创作上更趋多元,但以形式袭取为主,并未深刻领会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故渐失根本。后期逐渐向文化寻根回归,从而与原有的俄式风格对接。

  在这个流转中,乡土文学始终是主流。

  文学本无乡村、城市之别,喜欢看乡土文学的反而多是城市读者,但由此也形成了视野遮蔽。毕竟,乡土世界的预设与城市生活迥然不同,站在乡土立场上,城市便成了异态和怪物。

  正因如此,内地城市文学充满批判、否定乃至悲天悯人的腔调。似乎人生在城市,即已原罪上身,必然不道德、自私、反自然、无真情且没灵魂,必然在过着虚假生活,除了整天尔虞我诈、欺师灭祖之外,绝无其他正经事可做。

  始终不明白“严肃”作家们的这种偏执:仿佛人活着,必然在寻求一个更高的东西去皈依,每时每刻都要向它宣誓效忠,宁可为此付出全部生命。

  这样刻板而虚假的人生可能存在吗?对于没有生产资料的城市人来说,第一要旨难道不是先养活自己?一个人为什么不可以此时要原则,彼时要饭碗呢?在乡土文学事业中,“多变”是反道德的,但在城市文学中,“多变”却是生存的前提,根本无法用道德来评判。

  从这个角度来看亦舒小说,就会感到特别亲切。她写的多是困在柴米油盐中的普通人,他们没有伟大的坚持,只有“活下去”的欲念。可“活下去”并非易事,不仅要付出辛劳,更要付出尊严。

  亦舒写的是苍天下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压抑在心底的声音,她认可他们不择手段、挣扎与背叛,在冰冷的消费主义之下,穷人哪有不堕落的资格?写作者又有什么权利对他们加以辱蔑?

  夏洛蒂·勃朗特曾说:“人生就是含辛茹苦。”翻遍《简·爱》,这句话最入人心。亦舒恰恰写出了个中三昧。显然,这份同情更接近文学本质。

  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冲突点

  内地作家不擅写城市,可能还有技术上的原因,即找不到精彩的冲突。

  小说需要冲突,乡土社会尖锐的权力冲突为作家提供了天然的素材,这些素材满足了读者们对好奇、惊异的需求。

  内地许多小说的故事“过分精彩”,甚至“精彩”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这就给了作家们以逃避现实话题、远离社会的借口。而这种“过分精彩”的弊端在于,最多只能以小镇为背景,很难置于大都市中。

  现代大都市是高度世俗化的,家庭变故、怪异主张、变态人格、突发事件、职场倾轧等已成常态,人们早已见惯不怪。此外,大都市中的广播、报纸、电视都在讲故事,在它们的竞争下,传统小说讲故事的方式已行不通。

  一些作家写神鬼幽冥乃至科幻、武侠,这些尚能构成陌生感。亦舒也写过科幻与武侠,她的世情小说中也多有科幻色彩,主人公特别爱做奇怪的梦,甚至以此为情节变化的枢轴,但更重要的是,亦舒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冲突点,即都市女性的困境。

  亦舒并非严格的女权作家,但她的小说体现出都市女性面临的双重压迫:一方面来自生活,一方面来自男性文化。

  男性文化为女性界定了什么是“耻”,可在实际运行中,又用生活压力不断将女性逼入“耻”的境地中。在这一语境下,不论进还是退,女性永远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庸。亦舒写了许多女强人,可她们的成功只是让她们成为“人”,而非“女人”。

  正因对“第二性”命运的深入探讨,使亦舒小说有了激烈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却没有解决方案。

  张爱玲曾说:“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从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对于城市作家来说,找到了自己的冲突点,也就找到了自己,这比创造所谓的“经典”更有意义。

  用BoBo逃避现实苦难

  1949年前,内地“通俗文学”尚有张恨水、程小青、秦瘦鸥、还珠楼主、平襟亚等,远非港台可比。上世纪80年代时,金庸、古龙、琼瑶等人的作品却横扫市场。

  有人兴叹:“出不了马尔克斯、福克纳这样的大师级作家,连金庸、古龙这样的作家也不出来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涌现出足以和金庸、古龙等匹敌的作家。这一方面说明相关资源还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金庸等也不是那么容易模仿的。

  对“通俗文学”,人们往往只看文笔层面。确实,金庸等在具体人物刻画技术上有缺陷,可金庸等的功夫不在写作技术,而在对读者心态的准确把握。

  泛泛地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很容易,可成年人心中究竟还有多少没抚慰到的地方?该怎样触碰到?怎样构成话题?怎样让读者有耐心读下去……这些基础的问题,考验着作家的深入能力,这不是靠“正确思想”加“写作技术”就能实现的。

  作家必须先懂读者。如果是市场埋单,自然要研究用户心理,这恰恰是亦舒的擅长。同样写城市文学,内地许多作家堪称“旧人类”,并不真正理解城市年轻人的选择,自然更给不出他们需要的“白日梦”。

  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大多相貌一般,爱情生活也太浪漫,但她依然能挠到读者的痒处,恰恰就在于,亦舒知道都市女性们的苦痛、迷茫和渴望。她开出的解药即为BoBo(即“布尔乔亚+波西米亚”,近于今天常说的“小资”,美国记者布鲁克斯最早在《天堂里的BoBo》一书中提出此概念)。

  亦舒本人就是BoBo,她说:“我根本是非常怀疑爱情这回事的。写小说是写小说,生活是生活。”在亦舒小说中,不乏BoBo。如《玫瑰的天堂》中,离婚前的苏更生对丈夫说:“我本身是一个有能力有本事的女人,我比别人幸运,我自己的双手也能够解决生活问题,因而有时间追求精神生活。”

  读亦舒的书,不仅愉悦,还有提升。而多少“严肃文学”能做到这点呢?无怪乎亦舒的哥哥倪匡曾说:“亦舒的小说,是极佳的文学作品。她的小说中社会意识之浓,比起一般枯燥乏味、名词堆砌、美其名曰严肃文学、自命正宗的那些作品来,不知真实强烈多少。”

  通俗也罢,严肃也罢,能接地气的就是好小说。(唐 山)

[责任编辑:贺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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