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在舞步和诗意中的女性觉醒

2017-08-09 11:41 来源:北京晚报 
2017-08-09 11:41:04来源:北京晚报作者:责任编辑:李姝昱

  作者:高 倩

  “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活着,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曹禺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话剧《北京人》。

  这部被赋予了觉醒和探索意识的作品不仅是曹禺最满意的一部,也被学者公认为他艺术水平最高的代表作。不同于《雷雨》的沉闷压抑,也不同于《日出》的绚烂和《原野》的阴森,《北京人》没有过于激烈的故事线索和戏剧冲突,它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中小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斗争,弥漫着一种“闲适而又感伤、平淡而又深沉、凄美而又充满希望”的情调。在导演吴蓓看来,这正是她想把《北京人》改编为舞剧最原初的“冲动和灵感”所在。“我追求舞剧那种唯美、典雅、含蓄的调子,恰好《北京人》的原著有着这样一种相通的东西”,吴蓓说。

  《北京人》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四合院中,刻画了没落的曾家三代人的人物群像:虚荣迂腐的老太爷曾皓,懦弱善良的长子曾文清与他虚伪自私的妻子曾思懿,温婉隐忍、爱慕着文清的愫芳,年仅17岁的第三代人曾霆和包办成婚的18岁妻子曾瑞贞,寄居此处的人类学教授袁任敢与天真活泼的女儿袁圆……三代人各怀心事,在同一屋檐下勉强度日。最终,在曾家债台高筑、老太爷视若珍宝的棺材被抬走之际,曾文清吞鸦片自杀,愫芳和瑞贞离家远去。作为女性导演,吴蓓对《北京人》中的女性角色有着一种天然的、格外的关注。舞剧《北京人》建立在女性视角的基础上,对原有的情节进行了适当的删改,隐去了大量人物,转而将矛盾冲突的焦点聚集在愫芳、曾文清和曾思懿三人之间的爱恨纠葛上。尽管舞蹈向来有着“拙于叙事”的不足,但它“长于抒情”的优势却在这部聚焦人物内心世界的舞剧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体现。

  舞剧《北京人》中,愫芳从一个墙角幽兰式的人物变为了剧情的核心。对她,无论是曹禺还是吴蓓,都抱有溢于言表的喜爱。曹禺曾言,“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成的”,而吴蓓则被她身上“表面平静,内心却充满波澜”的气质深深打动。从与文清惺惺相惜的爱恋,到忍辱负重的挣扎,再到最终醒悟、毅然离家去迎接新的天地,青年舞蹈家黄路霏用灵动婉约又富有力量的动作,将又果决的愫芳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个年代的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是很深重的。愫芳温柔善良,为了爱人忍让,为了同情的人牺牲自己,但最终她敢于打破这些禁锢,在当年尤其可贵。”吴蓓说,“我希望能借愫芳告诉当今的女性,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而不是永远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女性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生命价值。”

  不同于温暖光明的愫芳,曾家少奶奶曾思懿冷漠吝啬,伪善刻薄,是一个几乎永远被定义成“反派”的角色。吴蓓此次反其道而行之,对曾思懿给予了同为女性的理解和同情。曾思懿不只是封建礼教的代言人,更是彻底的受害者,她的悲剧,正是一个腐朽时代的缩影。在一段如同自我剖白的独舞中,曾思懿背靠一张太师椅,她正襟危坐,庄严古板,不容置疑,但这把太师椅同时也是一张牢不可破的枷锁,消耗着这个可悲女性的青春与生命,令她无法逃脱,只能溺毙在漫无边际的绝望中。曾思懿的自命清高,从始至终都带着一种强弩之末般的脆弱,正如她的扮演者刘芳所说:“曾思懿的恶毒是由封建礼教和家族固有陈旧观念造成的。其实她对曾文清的爱是深沉的,但是曾文清不爱她也是无奈的。包办婚姻这种行为使得她落入无限的苦难循环,她得不到曾文清的爱,甚至得不到所有的东西,可她又什么都想要。”

  纵观全剧,舞剧《北京人》宛如一篇纯粹的散文诗。导演吴蓓想要追寻的“细腻、悠远”的情调,除了体现在哀婉感伤的情节线索中,更融入到了整台舞剧的点点滴滴。《北京人》的四幕分别有着一个诗意简约的名字:“枯井”、“深宅”、“古钟”、“瘾笼”,都极富象征意味。“枯井”一开篇,观众就能够清楚地望到舞台上一圈四合院的院墙。这段围绕起来的院墙既是曾家的深宅大院,更是一口了无生气的枯井,将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囿困于此。一身深绿色旗袍的曾思懿仿佛井中的一点青苔,晦暗阴森,牢牢地附着在曾家这方又小又深不见底的天地中。“瘾笼”则将老北京人深爱的鸟笼搬上了舞台,做成了一副巨大且华贵的“牢门”,门内是暮气沉沉的曾家,门外是晴朗无垠的天空,而这无疑让愫芳最终勇敢离去的举动更具鲜明的“走出樊笼”的觉醒意味。导演吴蓓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好的作品必须从艺术审美和艺术内涵上打动观众”,《北京人》正是这样一部弥漫着诗意的女性觉醒篇章。(高 倩)

  注:原标题为《在舞步和诗意中的女性觉醒》

[责任编辑:李姝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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