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 杜学文
鲁迅的作品,不是使人幻灭、令人绝望的,而是旨在激励人在反思中行动,在批判中前行。受此启发,文学作品应当主动关注社会人生,追求思想内涵和悲悯情怀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
不久前,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表明,当今大学生对鲁迅依然怀有高度的敬意,鲁迅是他们心目中最认可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每到节假日,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常常是游人如织。8月20日,浙江在线报道,景区各个入园口都被蜿蜒数百米的人流包围。时移世易,鲁迅精神有着怎样的积极影响,鲁迅的文学作品究竟魅力何在?
最近又读了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感触颇深。笔者拟以此为例进行一番讨论。《故乡》创作于1921年1月,同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杂志。当时,正是辛亥革命十年之后。“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从《故乡》的描述来看,革命固然发生了,可人民的生活依旧艰难:物质上因兵匪官绅的盘剥,而长期陷于窘迫;精神上饱受束缚,扭曲了纯真人性。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可谓典型的以小见大,蕴含着大品格、大情怀。这样的拷问,使作品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现实意义,以及从表面生活进入时代本质的可能。
我们注意到,《故乡》对封建礼教、黑暗社会的揭露与批判,并非说教式的、声嘶力竭的,而是生动的、冷静的。作者以“我”回故乡的活动为线索,从家庭琐事切入,塑造了几个典型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例如杨二嫂,虽然出场不多,但是外形特别、个性鲜明,让人印象深刻。几十年间,她从一位每天擦着白粉的、爱美的“豆腐西施”,被不幸的生活消磨成一个“凸颧骨,薄嘴唇”、形似圆规、语言刻薄、矫揉造作、爱贪小便宜的势利之人。这种转变让人喟叹。杨二嫂是可笑、可恨的,然而更是可怜的。
再如闰土,在“多子,饥荒,苛税”等的挤压下,从一个勇敢刺猹、能装弶捉小鸟雀、心里有无穷无尽稀奇事的可爱少年,变成了一个脸色灰黄、双手开裂、迟钝拘谨的“木偶人”。童年的玩伴,在久别重逢后,“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这层障壁,既是因为二人身份的变化,更是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阻隔。尽管于“我”而言,很希望他能像当年一样视“我”为“迅哥儿”,可他却恭敬地叫了一声“老爷”。接连几声“老爷”的称呼,以及异常凄苦的境遇,让“我”对闰土的命运深深同情,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在搬家清理旧物时多送他几样东西。“我”的心情无疑是沉重的。及至交了老屋、乘船远行时,觉得“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此句看似轻描淡写,却富于打动人心的力量。记忆中可爱、乐观、朴实、善良的乡邻,一个个因生活所迫而变成了陌生的样子。身后正在远去的,还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吗?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一直思考的问题是:怎样改造国民性?在他看来,“以富有为文明”只是实现现代文明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根本。根本的问题是人。一个国家,只有人民觉醒、进步,才能“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但放眼望去,周围多是诸如杨二嫂、闰土之类的人,他们显然是难以完成这样的使命的。因此,鲁迅既感慨国人精神之不张,又痛惜个人情感之幻灭。
但感慨归感慨、痛惜归痛惜,鲁迅毕竟是鲁迅。他既对社会现状充满了反思与批判,又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与憧憬。“我”与闰土一代人,以及宏儿与水生另一代人的设计,颇具深意。尽管“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他期待,将来人们可以过上一种没有辛苦展转、不再麻木恣睢的新生活。“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的作品,不是使人幻灭、令人绝望的,而是旨在激励人在反思中行动,在批判中前行。
受此启发,文学作品应当主动关注社会人生,追求思想内涵和悲悯情怀。同时,这种内涵和情怀,要有恰当的艺术表达,而非概念式的说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的,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杜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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