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温暖文章,将长久地愉悦世人

2017-09-13 09:45 来源:文汇报 
2017-09-13 09:45:02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李姝昱

  作者:陈 静

  和汪曾祺先生结缘,是因为小说《受戒》。村里人夸小和尚明子字写的好,因为“很黑”。荸荠庵的和尚们在大殿门口摆了桌子斗纸牌、搓麻将,“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第一次读到这段时,我年纪尚小,笑了又笑。翻看作者名,觉得眼熟,麻溜儿地从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名家散文集”里找到了这个名字。原来就是写《跑警报》那位:“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还有碎瓷片在防空洞两边嵌出的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

汪曾祺的温暖文章,将长久地愉悦世人

  读书那会儿,我所受的文字审美训练相当正经:所谓美文,必得字词堆叠,文以载道,总之是板着脸孔的。而汪先生这股子不管不顾的幽默劲,这些闲笔,却没有哪怕一丁点微言大义的“作家负担”,仿佛随口一扯:“跟你说有个事可好玩了!”

  这样也可以吗?但这样多么有趣。

  汪先生的文字让文学意识尚且不清晰的我,朦胧却真切地感受到,在所谓严肃文学和故事读物之间,也许并不存在清晰界限。言为心声,也许并不需要传达什么高大上的意义,阅读能够满足私人感受,文学的瞬间变成私人经验中不能忘却的时刻,这是多么奇妙惊异的体验。我从汪先生那些琅琅上口的故事里获得了阅读的释然,换来一点少年人自以为是的“豁然开朗”,在阅读趣味上从此绝尘而去。

  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回想起来,那时汪先生尚且在世吧。

  在那个阅读资源远不如当下丰富的年代,汪先生的作品在有趣之外,让我看到更大的世界。安乐居里的兔头和一毛三的酒,昆明学生宿舍木板床底下的三堆鸡毛,从扬州往高邮的客船上有人唱“你把那冤枉事对我来讲”……以小说论,汪先生没有长篇,也谈不上惊天动地的情节,他自己说“虚构不了”,常常担忧人物原型取材太过明显,“人家会不会找上门来”,江浙水乡的家长里短,西南联大的奇人异事,北京京剧团的老少爷们,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在这“三大舞台”上轮番上演,也似乎没什么明显的起承转合,悲欢跌宕举重若轻,只像是一壶薄酒秉烛夜谈,声音低低的,得趣处几声坏笑,但全无嘲讽之意。

  读得多了,渐渐感受到某种干净的水汽。流淌在汪先生文章里的气韵,仿如乡镇间清澈的河水,在油菜花和蚕豆田之间绕着,随便人打一桶,回家淘米煮饭去。

  这种质朴浑厚的“地气”,来自一种细致入微的观察,比如卤味摊子发达了就点起汽灯,开水店烧水的粗糠从何而来,穷学生怎样给没底儿的皮鞋写诗,只有京剧团才穿直罗外裤。种种细节历历在目,似乎都是闲笔,但正是这些让故事变得丰富饱满,摇曳生姿。

  细节与趣味还是两回事。以上罗列的种种细节并非其他人看不到,但太多正经严肃的作者们看不到细节闪烁的趣味,不觉得值得在野心勃勃的写作里提一笔。汪先生文里的盎然趣味,来自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天赋。他对“七十二行”抱有一视同仁的好奇心,对市井生活有了解但不审视,所以才能写出:“这实际上是个窝棚,必须爬着进,爬着出。但是据说除了大雪天,冬暖夏凉。”他对人物也是如此,对普通人有同情但不悲悯,只像是叙述朋友的经历遭遇,白描出一个个生气盎然的灵魂。

  中国写作传统中有一种“以个人命运展现时代变迁”的追求。但汪曾祺不喜欢,他拒绝把活泼泼的个体“抽象化”。他的写作当然有明确的价值倾向,《岁寒三友》那个近乎梦幻的结尾就让人拍案称快。但更多时候他只是娓娓道来:凡人都有毛病,凡事都有曲折,一路有雨,一路有风,也都是情理之中,哪怕乱世困窘,照样能自得其乐,而且这自得其乐并无高下之分。

  这点悠然,形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诗意,尽管他自己未必愿意成为这种诗意的主角。我有时候会觉得,汪曾祺沉浸于作为观察者和讲述者的乐趣,作为作家,他所贪恋的这点乐趣也许妨碍了他的文字延伸向更深远的意义,难得几篇诸如《虐猫》和《天鹅之死》之类的黯然与绝望,实在有些直白单薄。但作为读者,阅读汪曾祺实在是幸福的,就像找到一个博闻广记会聊天的朋友,可遇不可求。

  汪先生的儿子,《多年父子成兄弟》里的那位“小汪”,供职于我所在的报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