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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对手册》

2017-09-30 17:44 来源:青岛日报 
2017-09-30 17:44:18来源:青岛日报作者:责任编辑:付双祺

  作者:薛 原

  本《校对手册》已经有十多年我再也没翻阅过,一直放在书橱的角落里,偶尔打开这个书橱翻书时看到这本《校对手册》,有时便会不由得涌上一连串的记忆:这本书是1984年夏天,一位老编辑送给我的。

  我刚参加工作不久,1984年的元宵节,我跟着赵老师去了上海崇明岛,参加长江口水下三角洲的“打钻”取样,赵老师当年49岁,是我们中科院海洋所海洋地质室最年青的“副研”,那个时候,“副研”还很金贵,不像后来,“正研”“副研”遍地走。我们研究室一百多号人,“正研”只有一位,“副研”五六位,即便已经是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的秦蕴珊先生,也是五十出头,还只是一名“副研”,晋升“正研”还要再过一年,尽管他已经在带博士生了。我刚过19岁,是地质室年龄最小的一位辅助人员,也就是为专家们服务打杂的小学徒。当时的“专家”们还大多都只拥有“助理研究员”这样的中级职称,职称贬值是1990年代的事情。

  赵老师大学毕业于北大地理系,博览群书,性格倔强,当年因为和导师学术意见不合,没有拿到研究生学位证书,以研究生肄业的名义分配来青岛。我跟着他在崇明岛呆了一个多月,跟着他最大的收益,就是晚上听他侃大山,赵老师很能讲,天南海北,谈他当年在北大和野外的生活……我们野外工作还没结束,我就跟着他匆匆回来了。回来的原因主要是秦先生的催促,因为秦先生让赵老师负责我们研究室的一部研究著作的最后统稿,而叫我跟着回来,也与此书有关,就是为他们誊清手稿。

  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研究室的老师们一一送来他们的手稿,这些不同专业的老师承担不同的章节的撰稿,然后交到赵老师的手上,赵老师统稿修改,再让我誊清一遍,然后返回给老师们,他们再补充修改,再交回来,再由赵老师看一遍,再给我,我再仔细誊清。这样,一部30万字的书稿,我们最少也要反复两遍,有些章节,甚至要反复誊清三到四遍。最后,书稿再由我们研究室的几位权威“副研”分别审稿,这样的定稿,往往还需要我再誊清一遍。这本书稿是我们地质室的第一部集体研究专著:《渤海地质》。这本书是地质室的老师们从1960年代初开始的渤海地质调查一直到1980年代初的工作总结。

  书稿初步定稿后,科学出版社地学编辑室的编辑老师来到青岛,一是来催稿,二是来现场办公看看书稿的进展情况和文字质量。编辑的大名是李增全,是科学出版社地学编辑室的主任,当年留学苏联回来的。李老师的年龄和秦先生等老师相仿,也是五十多岁。为了进度,我们研究室特意在青岛黄海饭店给我们包了两个房间,我和赵老师一间,李老师自己一间,全力以赴编校这部《渤海地质》。

  李老师看稿非常仔细,标点符号不合规范的,他都会一一改正,错别字更是不会放过。李老师的桌边放了一本黄色硬布纹封面的《校对手册》,他不时地翻阅这本《校对手册》,尤其是遇到一些专业符号时。

  李老师先是表扬了我誊清书稿的认真,接着他也点出了我的问题:就是在几个字上总是犯错,一个是“暖流”的“暖”字,我总是把“爰”写成“爱”,李老师笑着说,“你是有爱心的人……”再一个字是“浙江”的“浙”,我往往给写成了“淅”。

  大半个月后,《渤海地质》终于定稿了,还有几个技术问题,主要是海底地形图的描绘等,李老师说,等这些做好了,书稿就直接送北京来,争取尽快出版。临离开青岛时,李老师把他这些日子一直放在桌边的这本《校对手册》送给了他,他用橡皮擦掉了扉页上的铅笔笔迹,那是他写的自己的名字:李增全。他把《校对手册》送到我手上时说:“小,你以后会给他们抄写许多书稿,这个《校对手册》你留着吧,放在手边用得上。”

  转过年来,我跟着赵老师和李老师合作,又完成了《东海地质》的编校和誊清。这本《校对手册》在那些年里一直陪伴着我,遇到我拿不准的问题,就会翻阅核对。这本《校对手册》是科学出版社编写的,1979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是李老师的自用书。

  转眼三十年,我也到了赵老师当年的年龄,当时看赵老师已经是很老的中年人,现在,年轻人看我,是否也是如当年我看赵老师那样老呢?这本《校对手册》更已显得陈旧,纸页已经显出斑驳的黄色,封面也留下了岁月的痕迹。我现在的职业是报纸副刊编辑,已不再需要翻查这本主要用于科学著作编校的《校对手册》,但是,对我来说,书橱一角陈放的这本《校对手册》却有着别样的意义,这是我的编校第一课,也是我认识社会这本大书的第一本“校对手册”。(薛 原)

[责任编辑:付双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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