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称号的历史变迁

2017-12-04 10:23 来源:天津日报 
2017-12-04 10:23:17来源:天津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孙云清

  作者:刘瀛璐

  假如为中国历史名人举办一场“粉丝”见面会,孔子登场,亮出头衔,必定秒杀众人。“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孔子”,历朝历代为表“尊孔”,在赋予其称号上煞费苦心,孔子几乎坐稳文化圈第一把交椅。

  循循善诱的师

  孔子,名丘,字仲尼。仲,是说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尼”是他最亲民的一个昵称。生存在春秋战国“王道既微,诸侯力政”“礼崩乐坏”时代背景下的孔子,胸怀治国理想,曾自信地表示过:如果有识之士用我治理国家,一年见效,三年事成!然而那个时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百家争鸣”,以老子、墨子、庄子、孔子、孟子等人为代表的思想界,异常活跃,儒家思想也并非一枝独秀。政治上未能有所突破的孔子,23岁开始收徒讲学,在业内打造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门十哲”的良好口碑。因此,谈及孔子,一个最普识性的标签多半是“教育家”。他对“仁”的倡导,对“礼”的推崇,最终践行在其一代儒学宗师的职业生涯上。

  进入孔门,学习儒家思想,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这一点,从《礼记·儒行》中孔子向鲁哀公所回答的15条儒者特征可以得见,鲁哀公在此次与孔子会谈后表示:到我死,可不敢再嘲弄儒者了!门风之严,使得孔门弟子,更是对老师有着无以复加的尊敬。

  “孔子”和“孔夫子”是当时最常见的对孔丘的敬称。在感受了老师的渊博和智慧后,孔门弟子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沉浸在以孔子为师的自豪中,进而仰视其为“圣”。在孔子之前,“圣”并非一个高不可攀的称号。《尚书·洪范》说“睿作圣”。但在追随孔子的人们看来,老师并非简单的“聪明”而已。这一时期孔子名气的提升,要归功于有一批很给力的弟子。

  弟子子贡评价老师“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也。”“圣人”在论语中,被推上了新的高度:不仅头脑聪慧,同时也要具备高尚的德行。《论语·子罕》中“太宰问于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八佾》又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是一种以木为舌的金属响器,用来宣布政令,后来借指教师。这也是孔子在世时便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的出处。作为“天降之师”,孔子名誉一直受到弟子的捍卫和维护。而作为孔子本人,却自谦道:我不是圣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圣”号并没有给此阶段的孔子带来过多的荣耀。后来《汉书·古今人表》里,给古人划分为上中下三阶九等,“上上为圣人”,第一位是“太昊帝宓羲氏”,最后一位是“仲尼”,这一标准出来之后,才让孔子的“圣人”称号有了分量。

  公元前500年,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政治作为在齐国干预下被迫中断,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14年后,年近70岁的孔子被迎回故乡鲁国尊为国老,却也并未受鲁哀公重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73岁的孔子逝世,鲁哀公在诔辞中尊称孔子为“尼父”,为其离去深感内疚,悲伤到不能自已。而“尼父”也成为孔子死后获得的首个官方敬称。

  独领风骚的神

  顾颉刚曾说:“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时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在经历了秦“焚书坑儒”的低谷后,儒家思想在汉代迎来了春天。

  秦亡的教训让汉初统治者刻骨铭心,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用近百年的时间恢复了元气。到了汉武帝执政时期,儒学的内核也终于对上了统治者追求“大一统”的心思,找到了用武之地。孔子以礼治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亲亲尊尊”的理论给君王统治提供了很好的说辞。随着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对儒学的认可在汉武帝时迎来了巅峰,孔子入世的政治理想也在加工改造之下得以实现。儒家学说在西汉后的思想界独领风骚,孔子也顺理成章地被推上文化界“一哥”地位,堪称完美。

  “汉崇儒之主,莫过于武帝。”经过“君权神授”“大一统”改造的儒学为政治上的统一打下伏笔。汉武帝时,兴办太学与郡国学,建立了以儒术取士的选官制度,学习儒家经典是为官的敲门砖;研习六艺五经的弟子们在朝廷的支持下甚至可以免除赋税、徭役和兵役。有这等好事,又能学知识,谁不乐意呢?儒家队伍越来越壮大。孔子作为该“门派”的创始人,地位自然被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在汉代,孔子获得了官方赋予其最早的谥号。《汉书》记载,汉平帝时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位列头等爵位。“褒成”为国号,“宣”为谥号,“公”为爵号。“宣”在《谥法》中被解释为“圣善周闻曰宣”。此后,以“宣”字为孔子的谥号延续到之后的许多朝代。

  为奠定孔子地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笔,便是司马迁作《史记》。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具有极高的好感度和关注度。《史记》中有200多处提及孔子,引用孔子言论近100处,还将他一介布衣与王侯将相置于同等地位,作《孔子世家》,孔子一生的丰功伟绩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更是以孔子继承人而自居,对他的推崇,毫不掩饰。孔子“至圣”称号便来自《孔子世家》中“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的评价。

  除却官方记载的封谥与褒赞,江湖上还流传着孔子身为“素王”的传说。“素王”本为道家术语,出自《庄子·天道》,称孔子为“素王”,首见于《淮南子·主术训》:“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称赞了孔子虽不居帝位,却具备帝王之徳,肯定了其“圣人”之智与“刑德兼治”的政治主张,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

  在汉一朝,将“天降大任”于孔子演绎得有声有色。纬书里,孔子变身“黑帝之子”,身高两米多、手长过膝,胸口天生带有六个大字“制作定世符运”,超凡脱俗,自带气场。有此等命运的天降之才,必将承担天降大任。王充《论衡·定贤》:“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说苑》:“(孔子)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而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由此可见,“素王”之功,在于作“春秋”。至此,官方肯定和民间润色的双管齐下,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首次得到了肯定和弘扬,孔子本人也成为带上了神秘色彩、功在千秋的“神”。

  回归正统的王

  汉代以后,追孔的热潮渐渐恢复到常温。自魏晋到隋唐,儒、佛、道三教并流,佛讲修心,道重养生,儒论治世,三者在逐渐发展中渐渐走向调和。北魏孝文帝定孔子谥号“文圣尼父”、北周静帝封“邹国公”、隋文帝追其为“先师尼父”、唐高祖定“先师”、唐太宗先定“先圣”又改为“宣父”、唐高宗尊为“太师”、武则天定“隆道公”。至此,对孔子的敬称一直保留,却让人深感“不愠不火”。

  特别是乾封元年(666),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太和宫以祭;唐玄宗天宝年间近乎痴迷地对老子“三连封”: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让与之“同期”的孔子望尘莫及。这一时期,当政者对孔子或师,或父,或公,或圣的称号,更像是“面子工程”,未曾有所突破。

  佛、道、儒在这一时期的共存与成长,营造出了思想界复杂的局面。魏晋兴玄学;唐代佛教盛极,推崇道教;文人士大夫思想自由,王维信禅,白居易“禅净双修”,柳宗元“儒佛同道”。尽管未曾获得“独宠”,但儒家学说在执政者看来,对于政治观念、规范臣民、选择人才上依旧有着“对症下药”般不可替代的作用。隋唐科举考试逐渐向儒学倾斜,明经、进士是常设科目,考生写策论的依据就是儒家经典;唐太宗时编订《五经正义》,修《贞观礼》。因此,尽管唐代后期儒学经历了些许的没落,但孔子的“先圣”地位仍旧不可动摇。直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以孔子“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不副于实”,又追谥其为“文宣王”,成为孔子“王”爵之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四年后,真宗追尊道教之神赵玄朗赵氏皇族先祖,为“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庙号圣祖。孔子谥号因避讳圣祖“玄”名被改为“至圣文宣王”。到朱熹作《四书集注》迎来了宋代理学发展的巅峰,让儒学渐渐恢复生机,也确立了之后数百年儒学的发展面貌。他关于天理人欲的分析、人心道心的讨论、修养的功夫等,得到皇帝的重视。出自朱熹之口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自然也得到了从上至下的认同。

  孔子也曾“称帝”。西夏人庆三年(1146),夏仁宗颁布诏令:“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西夏给予孔子以皇帝的名分,与皇帝相同规格的庙、殿、庭院,以儒家思想治国,对孔子的崇拜也达到了极致。

  从形式的叠加上来看,孔子的“至尊”称号出现在元代。蒙古挺进中原,儒士的处境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尽管自忽必烈起就有意识地学习“三纲五常”和“孔圣治国之道”,但对于儒士和儒学的认同在元一朝也仅停留在“皮毛”阶段,元朝统治者看重的也无非是其在促进民族认同、笼络人心上的长处。

  无论元代在“尊孔兴儒”一事上是否出于真心,在追封孔子上却显得异常“大方”。元大德十一年(1307),刚即位不久的元武宗玺书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后人称赞道:“自有孔子以来,帝王之尊之者多矣,而未有如元武宗者。”“大成”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至此,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叠加,让孔子获得了一个“顶级”称号。

  走下神坛的人

  在明代,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不断加强,儒家本身经历着“由台前走向幕后”的过程。明太祖朱元璋“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并且设立各类学校进行儒学教育,科举取士全部依据理学经典,明代儒学进一步理学化。但明成祖朱棣灭方孝孺十族后,一批儒者不再对治国平天下孜孜以求,而是退隐修身,追求“内圣”。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一批心学家,在发扬儒家思想上功不可没。当政者的态度又进一步扭转了儒学在明朝的处境。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朱厚熜授意大学士张璁改孔子“王”谥。以孔子称王名不正言不顺,去王号和大成文宣之称,坚定地认为称孔子为“王”是“僭越”了。至此,孔子由“王”转为“师”,称“至圣先师”。

  清军入关后,儒学成为清政府获得百姓认同的有力手段。清帝请儒者讲学,而且钦定、御纂经学。孔子在清代顺治二年(1645)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亲自为孔庙写下“万世师表”的匾额、雍正帝颁诏“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为王爵”。至清末,皇权专制制度接近土崩瓦解,单纯的儒家思想已经无法挽救濒危的政局,一批寻求改革的思想力量逐渐强大。思想革新和实用主义逐渐兴起,一批新理论、新思潮让儒学地位岌岌可危。1905年,清政府下诏停止科举考试,儒学失去了制度上的养分,曾经被神化的孔子虽有圣者称号,但他所承载的意义已经不复昨日。

  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历朝历代崇拜的“偶像”,或为粉饰太平,或为齐一天下,孔子和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都为封建统治提供了捷径。作为老师、圣人、王者的孔子,其实都是“被需要”的。“包装”孔子就这样成为中国古代历朝的“公关”大戏。(刘瀛璐)

[责任编辑:孙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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