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能找到谁来爱怜卑贱的你?”

2017-12-29 09:39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7-12-29 09:39:42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刘冰雅

  作者:韩若冰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夏志清登上了驶向大洋彼岸的梅格号,十天之后,他提笔写下了离家以来第一封给兄长夏济安的家书,两人自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鸿雁往来,从未间断,直到夏济安一九六五年因病故去。书信集的第一卷撰结了两人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零年的信件,适逢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段时间的信件也忠实记录了历史转捩点上两个年轻知识分子的种种生活细节,从新旧政权更替到日常人事调动,以及银元的涨跌、家中小妹的学习状况云云,风云际会的时局和无足轻重的家常在此血肉相连。漫漫历史,草灰蛇线的伏笔往往糅合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国共关系与柴米油盐尽管在历史课本的叙述中泾渭分明,在一封封家书中它们却不过一纸之隔。除过书信集作为重要史料的价值不谈,全书最令人关心的莫过于哥哥夏济安的一桩桩爱情冒险和两人指点江山、臧否文坛知交的真知灼见,而这两者也在夏氏两地书中水乳交融。

  夏志清(后排右)、夏济安1947年摄于上海,前排为夏父、夏母及妹妹夏玉瑛

  夏济安在这三年中遭遇数位女性,其间心绪起伏,都毫无保留地倾诉给弟弟志清。就夏志清看来,哥哥是个宗教意识极浓的悲观主义者。这一点也可在夏济安信中频频出现的“将一切托付给命运”式的言语上得到印证。他自我意识极强,宁肯中断感情也不愿意触伤自尊分毫,然而这种看似自负的背后,也许是他希望完全奉献自我的爱情观。在求爱遭到董华奇拒绝后,夏济安与另一位女友刘璐的情感也逐渐产生裂痕。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八日的信中,夏济安这样解释自己屡遭挫折的情路:“我追求总是很难成功,因为第一我的ego太敏感,容易hurt,因此常常化‘爱’为‘憎’;第二我的独身主义倾向还是很强,总舍不得丢弃独身的自由。何况放弃这个自由之前,还要使ego受很多次伤。”

  夏济安在此重提ego(自我),这一度是他在一九四六年思考的主要内容。一九四六年三月的日记中,他承认自己始终躲在Narcissism(自恋)中,爱情还敌不过自我。他需要一种强烈似宗教的爱,来帮助自己打破ego的小圈子。或许这才是夏济安性格的根本症结。他并不热衷世俗的卿卿我我,他需要一种能够代替ego的新“宗教”,他的爱人,须得如圣像般经得起苛刻的审视。他迟迟不愿向年龄差距甚大的爱人董华奇剖白心迹,也许是出于一种信徒的审慎。

  夏济安近乎献祭的精神几乎可媲美少年维特,这也触碰到了近代浪漫主义的核心,相信内在性和崇尚自我,连上帝亦是“我”之化身。他毋宁说是在扮演一个悲剧性禁欲主义者的角色,以受难的精神迎接一切打击,谁能说他心中没有朝圣者般受虐的狂热呢?他与弟弟交流诗歌,附上了自己所做的“香港”诗数首。整个一九五零年的信件夏济安都写得相当简短,唯有这一封因为诗歌的存在而显得笔墨奢侈。诗歌绝多反讽手笔,故意将意象混乱排放,造成一种无秩序的氛围。对此,夏志清的答信中点评他rich、imagery、identical、intentional,一针见血地指出他“Eliot的影响极大”。可见他深知哥哥与那创作了《荒原》的诗人一样,是那么敏感,那么爱惜自己的羽毛,耽于丰富的内心,乃至于陷入对周遭环境过分的警惕和反思。

  对于ego的捍卫和宗教式的狂热感情延伸到其他层面,带来他文学观和人生观上的独辟蹊径。对于兄弟二人共同的朋友钱学熙,夏济安认为他的文学批评“因他对文学无真心欣赏而不能真有见地,结果他如有著作,恐也难以站得住脚”。而另一位好友袁可嘉,也是后来著名的诗人、批评家,夏济安则更不留情面,直言他欺世盗名、毫无理想、大言不惭。有意思的是,在他对两人作出这一番尖锐评价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夏济安还在日记中摘录了钱学熙给他的信件,并说这封信“其所勉于我者深矣”。钱的这封信说道:“(人生之路)其实如追求理想既久,便自然入物不能挠之境,此则实是超出世俗之利害而获得真生命也。”钱信中勉励夏济安追求理想不辍。所谓“物不能挠之境”暗合济安求绝对而不妥协的精神,故而深得他心。夏济安对钱的态度前后不一,看似喜怒无常,实则是他心中的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一以贯之,于是将批评的焦点集中在“真心” “理想”上,可见一斑。

  他对理想的追求是否致使他对新批评情有独钟?众所周知,英美的新批评正是建立在现代世界众声喧哗、作品读解莫衷一是的语境下,它主张转向文本自身,批评中带有浓厚的宗教道德诉求,以期在眼花缭乱中站稳文学的脚跟。

  夏志清负笈海外,也时常给哥哥写信交流学术思考,一九四八年五月的信中,夏志清批评钱学熙从思想入手一无所得,而自己细读文本颇有感悟。于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中求一文本的真实不假,以文本为唯一依仗,便可避免各式理论令人眼花缭乱。新批评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论恰好契合夏济安要在滚滚世间寻觅一信仰的愿望。

  夏志清以为,中国现代小说家或汲汲于启蒙革命,将一腔热情一厢情愿地投注在政治运动上,沦为宣传的工具;或激情灭顶,戚戚于感伤滥情。上述两种倾向在他看来都伤害了文学本身的坚挺,扭曲了文学的自足。在夏志清看来,文学性是一切批评的本位。而夏济安的信件则或多或少堕入彀中,不能自外于伤情。长久凝视自己内心深渊的他最终无法直面纠缠已久的ego。一九四六年六月,他在自己的日记本扉页上抄录了明代高僧憨山的山居诗一首:

  世界光如水月,

  身心皎若琉璃。

  但见冰消涧底,

  不知春上花枝。

  而在同一页纸的背面,却是十九世纪末英国信奉天主教的诗人汤普生所作《天狗》:“除了我之外,只除了我之外,你还能找到谁来爱怜卑贱的你?”上述两诗互相印证,差可比拟夏济安辗转求索的心路历程。(韩若冰)

  参考文献: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季进、王洞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夏济安日记》,夏济安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责任编辑:刘冰雅]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员工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