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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创作,电影批评“有话怎么说”

2018-01-04 11:18 来源:解放日报 
2018-01-04 11:18:00来源:解放日报作者:责任编辑:付双祺

  当中国电影迈入票房破550亿元的发展新阶段,而电影评论有价值的介入、评判还相对缺失的时候,当“不疯魔不成话”成了某些评论的暗规则,“拍砖”“红包”“互黑”式影评搅得电影市场泥沙俱下之时,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一度被视为电影创作趋向风向标的电影评论?近日,专业评论研究界专家的议论之声,溢出了在上大上海电影学院举行的“电影创作与电影评论良性互动关系研讨会”。我们约请其中几位专家发表真知灼见。

面对创作,电影批评“有话怎么说”

漫画作者:徐鹏飞

  复旦大学教授周斌:批评对电影应带着“第一眼”的真诚

  繁荣电影批评,是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化和发展的一种需要。近年来我国电影创作、电影产业快速发展,无论是产量、银幕数、影院数等都位居世界前列,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型,电影批评在其中显然承担着重要的建设任务。从中国电影史发展来看,在很多历史阶段,电影创作的兴旺往往跟电影批评的繁荣紧密相关。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很多在今天仍然被视为精品佳作的经典,这些成果的出现和整个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和30年代左翼电影批评的繁荣发展都相关。当时以夏衍为领导的中共电影小组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抓电影批评。很多左翼影评人占领了各大报刊的电影副刊(栏目),发表了一系列能够改变中国电影创作方向、对包括郑正秋等名导演在内的创作人员产生影响的影评。当时,一部新片出来后,很多观众往往说要等一等,要看王尘无的影评以后,再决定是否到影院去看这部电影,可见王尘无的影评在当时是一个品牌。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崛起,他们的创作得到电影批评界的重视,对他们作为整体现象和作品本身的评介,也影响了一大批观众的审美与电影观念。

  中国电影在今后几年的发展中有更美好的愿景——到2020年,预计中国电影市场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但数量的增加、市场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质量的必然提高,我们的电影创作质量还存在着许多不符合国家需求、也不符合观众期待的地方。中国电影发展到现在有一百多年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理论,我们运用的理论要么是苏联的,要么是西方的,培养了很多博士、博士后,他们电影理论的来源、框架基本上都是外来的,这不能说不对,但不能变成唯一的途径,中国的电影学者和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要通过批评实践和学术研究,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批评体系,这是当下电影理论和批评工作最为迫切的任务。

  就我个人认识而言,电影批评应该是一种发现,是一种创造。对批评者来说,首先要发现影片本身的闪光点或者创新之处。其次,批评者自己的个性也要在影评当中得到凸显。也就是说对影片的阐述和表达能够充分体现批评者自己的学理修养,它需要运用理论来进行,理论本身可以跟电影批评有机融为一体。从事电影批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批评者个人对影片最初的观感、看法、感受,这是批评的起点。批评者可以运用美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理论来解读,但是批评不能够为了加强学术性而掩盖批评者自身对影片最初的感动或者厌恶,不能用现成的理论去肢解影片,把它变成枯燥的学术论文。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导演朱枫:导演与影评人是“怨偶”

  影评人和创作者之间是一个爱恨交融并且互相依存的关系,用句时髦话说,是“相爱相杀”。如果没有评论的话,创作就是潭没有涟漪的死水;如果失去了创作,评论更是像飞鸟失去翅膀,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它们的关系怎样才算是良性互动?

  影评可能不算是什么大事情,它做不到一言兴邦,但它也不是小事,毁掉一部电影还是很容易的,毁掉一个导演也不难。我们一直说影评要直抒胸臆,但是直抒胸臆在当下有没有一种规则?它的底线在哪?影评的伦理在哪里?这是值得思考的。当我作为一个导演的时候,享受到评论对我的恩泽,享受到影评赞扬的快乐,但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一些恶评,有时甚至是对创作动机的“栽赃”。然而作为一个导演,应该非常清醒,胸襟必须宽广,他必须承受一切,因为,当他在荧光灯下、领奖台上,他一人承受的荣耀实际上是集体的荣耀,既然导演享受到电影成功的最大红利,那么所有的委屈、批评包括“脏水”,导演也必须承受。该背的锅,导演不背谁来背?导演去和影评人打嘴仗,毫无意义。比如,有影评批评某片广告太多,但实际上影片没有接过广告,仅是日常生活的呈现,我觉得导演并不需要去特意声明或在微博上发声反击,这是一个电影生态的问题,大家觉得广告太多,将这种愤怒上升为一种敏感,有时候就“过敏”了,导演对此不必斤斤计较。

  反过来说批评。在各色各样的影评中,有情绪化的,有“大字报式的”,它们都是影评,包括观众信任度相对较高的豆瓣评分,有时也出现极端打分。有人因为喜欢某位演员,不管片子质量如何就打五星力挺;不喜欢某明星或某类题材,就会在评论里说“尽管我没看过,但我毫不犹豫给它零分”。我认为,所有这些声音,都是影评,我们也得承受。作为职业影评人,大多是来自院校、理论界的专业影评人,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在哪里,而不要迷失在众声喧哗中。电影是客观的,但眼睛是主观的。举个例子,陈凯歌是一位知名的艺术家,但他执导的电影里有的是作品,有的则是他的产品。《黄土地》就是陈凯歌的作品,《道士下山》可能就算是他的产品,批评时,我们如果把作品当产品批评、把产品当作品批评,就会产生偏差。批评家对作品的要求应该是严酷的甚至是不留情面的,但这种不留情面应该是建立在准确、精准的专业判断基础上的,精确打击或精确赞美都行,但不应该是无底线的恶评和无理性的滥评。

  通常看来,导演烦影评人,影评人也烦导演。兼具两种身份的我却乐于这样描述:“我做导演的时候,曾经爱过一批影评人;我作为影评人的时候,则离不开导演。”他们是互相依存的恋人或怨偶。

  中国影评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建强:对电影的前瞻要有科学精神

  怎样才能使电影理论批评走进创作,走向庙堂,走入观众?有三点非常重要。一是要提升电影理论批评的前瞻性。我在看2017年的相关理论文章的时候发现,因为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出现调整,学界基本上一致看衰2017年的电影市场。有专家说,因为经济转型带来的影响,票房下滑具有必然性;也有专家提出,目前的电影观众群体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年轻人住房教育医疗等各种压力大,所以他们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去看电影,票房下滑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情。但是2017年电影市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有了几部主流大片的推动,中国电影市场不降反升,且涨势超过30%。于是又有专家对今后前景作出乐观预测。对电影市场的判断,在年初和年末判若云泥,到底根据何在?可信度几何?我认为,对于这些问题都应该有切实的分析、详实的数据、透彻的研究作为支撑,不能搞“赢家通吃”。理论批评必须加强前瞻性和科学性。电影现在经常成为舆论的热点,各种舆论的背后实际上常常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对电影的前瞻,可以有个人的表达,但一定要有科学的精神,我想这是电影批评赢得尊重的前提和必要的条件。

  二要加强电影批评的整合性。近年来,上海的电影理论批评非常活跃,成为继北京之后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又一个中心。中国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大进步大发展,也许正蕴含在这种良好格局的形成和良性的竞争中。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力量的协调,研究方向、课题等的选择,就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在电影批评的创意生产方面,我认为除了北京,上海也应该主动发球,敢于亮剑,整合我们的力量,营造我们的方阵,打响我们的品牌。

  三是扩充覆盖性。批评一定是两面的,一旦离开了被批评的对象,它的优势和特长就无从体现;另一方面,如果就事论事,批评的生命和价值就容易被遮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应当更加敏锐,视野应该更加开阔,解析应当更加透彻。理论批评的空间还是很大,比如说对观众的研究、电影产业供给侧的研究。对一些过去我们不触及、不入法眼的问题,应该纳入视野,真心去拥抱,比如说正在如火如荼发展的微电影,应该给予关注。

  上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副院长、教授刘海波:愿非理性、互黑与拍砖越来越少

  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电影创作者是特别尊重影评人的。到了90年代以后,电影创作方则开始更尊重资本,不怎么在乎影评人了。发展到今天,一度出现过这样的乱象,即我们的电影评论里有好多都是商业操作,也有好多砸锅、起哄的所谓影评,这显然不利于电影整个产业的良性发展。

  现在,国家高度重视评论的重要性,电影创作界也越来越重视评论的重要性。我认为,评论至少应该跟三类人进行互动。首先,评论对观众应该有一个引导的作用,我们应该研究引导机制。一部片子出来以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专业影评人和研究者可以给出真正专业的意见,避免在泥沙俱下的混战中,出现有一些刷票房的力量通过影评这个平台相互黑对方,还有一些看客们在起哄,专业影评应当避免和对冲这样一些负面现象的出现,帮助电影市场变得有序。第二,我们的电影评论要建立与创作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互动的前提是相互尊重,创作者要尊重电影评论,电影评论也要尊重创作者,那种非理性的“拍砖”应该越来越少。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大家营造一个专业的学术探究和评价环境。再者,电影评论者互相之间也应建立起一种关系,我把它比喻为一个“话语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评论家各自就一些作品进行解读,相互做一些激发,可以生发出很多有意义的社会性话题、思想性话题。
  

[责任编辑:付双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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