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语”、“国文”到“语文”

2018-01-05 14:26 来源:文汇报 王风
2018-01-05 14:26:15来源:文汇报作者:王风责任编辑:石依诺

  作者:王风

  章太炎尝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学革命”百年来,“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经历了由当下而历史,逐渐经典化、知识化、学科化的历程,并带来关于其范围和内涵的多样理解。

  与近代西方“语音中心主义”趋向相比,汉民族乃至整个东亚汉字圈的语文传统更注重书写,在书写文字统一性(“书同文”)的同时保持口语多元。时至晚清,这一格局在“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等外来观念影响下遭遇挑战。“文学革命”也伴随着“书写语言”的变革,这一进程绵延至今。所谓“书写”,包括了文学语言、文法、文类、文体、语体、音韵、词汇、文字、段落、标点等诸多方面。本刊择选2017年9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现代文学与书写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部分论文,及相关文章,试图在此返回“书写”,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呈现“文学革命”的内在肌理。

  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国语”、“国文”,实际来源于“和制汉语”。历史上“国语”一词,一般是北方游牧狩猎民族,进入中原并取得统治权后,指称本民族语言的专称。早到北魏,晚至金、元,都将被汉人视为“夷语”、“胡语”的本族语,称为“国语”。而制作文字,如元朝,则称“国书”。有清一代,满语、满文亦称为“国语”、“国书”。相对的,汉人使用的语言文字则称“汉语”、“汉文”。这些词汇的分别是统治权合法性的一种宣示。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教育体制经历了极为剧烈的变化。实行1300年的科举制难以为继,主要以日本学制为蓝本,西方教育制度被介绍到中国,“和制汉语”的课程名称,像“国语”、“国文学”、“国文”等等,在翻译文本里开始出现。不过在最初,汉语语境中的禁忌,还是得到严格的遵守。比如梁启超介绍日本师范课程时,特地在“国语”之下,注明“谓倭文倭语”[《论学校四(变法通议三之四)》,《时务报》第十五册]。而到庚子事变以后,各官方文件,涉及“国文”、“国语”,都被改写为“词章”、“官话”、“中国文学”、“中国文辞”等等。

  到宣统年间,在立宪运动中新成立的资政院里,涉及汉语拼音化问题的各种文件,不断出现“国语”一词,指的则是汉语而非满语。晚清拼音化运动延续到民国二年(1913),则由“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国音字母,“国音”的出现,使得“国语”首先在语音层面上获得了统一。

  而当时的“国文”,则与“国语”并无关联。民国初年教育部虽然强调首先教授“近世文”,但基本还是延续晚清以来,桐城派“古文”的旨趣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外加一些诗赋。即便“近世文”,大体也是当时的“报章文字”,以今天的眼光看仍属浅近文言(陈尔杰:《“古文”怎样成为“国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古典白话虽有上千年的历史,也并未纳入教授范畴。

  1916至1917年,“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几乎同时展开。“国语运动”的中心在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意在推动“国语”全面进入中小学教育。“文学革命”则以北京大学的《新青年》为阵营,首先着眼于文学写作中以白话替代文言。这两个运动一开始并无交集,随后通过蔡元培取得联系。以胡适、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作家,很快创作出一批前所未有的白话作品。并以“人的文学”为价值核心,开始建立“新文学”的传统。而黎锦熙等所推动的“国语运动”,也在几年后获得成功,1920年1月,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4月,教育部又发出通告,规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改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

  政令迅速带来市场效应,也就在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印行《新体国语教科书》(八册),以“国语”为旗帜。紧接着,效应延续到中学,商务印书馆同年又出版了《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四册)。随后的中学教材,文言作品之外,白话作品也获得或多或少的篇幅。而这些白话作品中,文学作家刚创作不久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学教材中,占据越来越重的分量。

  作为明显的标志,比如梁启超,在1920年代的中学教材白话作品中,几乎是选文最多的作家,与胡适、蔡元培、周作人同属一个级别。而到1930年代,他几乎消失。这个时期的教材,白话文作品,周作人、胡适、鲁迅、朱自清、叶绍钧等,成为最稳定,也是数量最多的入选作家。新文学作品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白话“正统”。另一方面,各个作家文学地位的确立、政治倾向的变化,也在影响着其作品的被选择,“1920年代,教科书中鲁迅作品数量不及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多;1930年代,周作人、鲁迅作品旗鼓相当,胡适作品大幅下降。1940年代,周作人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