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之魂 母性之光

2018-02-12 11:21 来源:湖南日报 
2018-02-12 11:21:24来源:湖南日报作者:责任编辑:李姝昱

  作者:胡光凡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丁玲(1904—1986)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少有的。这位血管里流淌着楚人的血液,被西方舆论誉为“革命和文学的殉道者”的女中英杰,以旧世界的叛逆者的姿态走上文坛。她踏着丈夫、“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的血迹奋勇前进,一直奔突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像“飞蛾扑火”般追求真理。其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大起大落,历尽沧桑,富于传奇色彩。知人论世,由一个作家来讨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文化史、政治史乃至革命史,丁玲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一位杰出人物。因此,中国现代作家中,传记(含评传)之多,除开鲁迅,就数丁玲了——此前已出版10来部。

  最近,我怀着深深敬意,拜读了蒋祖林著《丁玲传》,觉得很有新意和新的价值。祖林是胡也频和丁玲的儿子,一位留学前苏联的高级工程师,曾为我国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成为世界造船大国作出重要贡献,离休后潜心于丁玲研究,已出版过《我的母亲丁玲》等多部著作。他的这部新著《丁玲传》新在哪里呢?我的读后感是:新在以儿子的身份和视角来观察、描写和评议母亲,以一位工程师的思维逻辑和语言为一位文学大师立传,因此,它既有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又有其表述、立论上缜密、严谨的特点。书中所写,全来自他对母亲独特、真切、亲密无间的接触、感受和了解,是真正的第一手资料,其准确性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当然也不是无懈可击。书中收录的图片档案资料多达248帧,其中许多都是第一次披露,弥足珍贵。

  丁玲生前曾告诫子女:“我死以后,你们可以纪念我,也可以写文章,如果你们觉得有话说的时候。但千万不要吹牛,不要无中生有,不要把白的写成黑的。”祖林谨遵母训。此书的最大优点,正在于其史料的丰富而又真实可靠,感情真挚、充沛而持论却不失客观公允。涉及历史的功过是非时,既不为贤者、尊者讳,又不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苛责于前人。

  传记以20世纪的时代风云和重大事件为背景,抓住丁玲一生中的关键节点,从客观现实和生活海洋中捕捉细节和浪花,努力开掘史料本身内在的历史文化内涵,既凸显出丁玲的个人命运与波谲云诡的特定时代休戚相关乃至融为一体,又能透过传主特立独行的奋斗经历,揭示出丁玲鲜明、强烈的个性色彩,彰显其不同一般的人格魅力,再现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丁玲形象。

  在祖林的笔下,丁玲既是一位有远大理想,有艺术追求,毕生与革命相向而行,历经磨难而不改初心,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又是一位温柔、坚强、忍辱负重,充满亲情、友情和母爱,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堪称20世纪东方革命知识女性的卓越代表。她热情、坦诚、正直、倔强,坚忍不拔,敢于向旧世界、旧礼教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抗争而又雍容、大气,不计个人恩怨,在烈火和狂飙中铸就了文化巨人屈原那种对祖国和人民忠贞不贰的美丽灵魂。传记中“文艺的花是带血的”“劫难1955—1957”和“风雪人间”等章,实际上是用大爱、真情醮和着热血、泪水写成的。它们真实、生动地记述了“有着诗人的热情、勇士的执拗”、甘当“革命马前卒”的胡也频与丁玲从文学走向革命的经历,以及他们之间带有传奇性的爱情故事。丁玲淡泊名利,从无“官瘾”,只想专门写作。她生活俭朴,1945年在张家口公家发的褥子,一直垫到1979年复出,灰布都快洗成白布了,满是补丁。她对子女要求严格,要他们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当丁玲屡遭“左”的错误残酷迫害,身处逆境时,仍然谆谆教育自己的儿女要相信党,相信人民,也“相信母亲这个老党员”对党的忠诚,像妈妈一样自信,一样坚强。这些记述和回忆,文字朴实,意旨高远,情感喷涌,可谓发自肺腑,一气呵成。书中描绘的那些情景,既是作者心灵的诉求,也是对革命先辈的缅怀,令读者如沐春风,如仰高山。

  传记中的不少记述,不仅具有“补遗”和“揭秘”的性质,而且起到了“勘误”和“正听”的作用。比如,关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即史家所称的“文抗”)成立的始末,关于王实味《野百合花》前半部和后半部在丁玲主编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的真实经过,特别是丁玲长篇杰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和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曲折经过和波折,以及丁玲与周扬、沈从文之间的关系、恩怨等等,传记都以事实为根据,秉笔直书,作了详细、客观的记述,既补充了史实,又澄清和纠正了某些误传乃至曲解,还历史人物以清白。此书对丁玲感情生活的记述,也比其他传记更为全面、生动和确切,比如,对青年丁玲当初将瞿秋白“让给挚友王剑虹”的那个纯洁、高尚而又凄婉的爱情故事,传记作了十分细腻、真实的描述,并指出丁玲晚年的回忆录《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掩饰了一些真实的感情,“说了不少‘多余的话’”。儿子评说母亲,能如此直言无讳,也难能可贵。

  马克思说过:“人民历来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丁玲去世后,安卧在鲜花丛中的遗体上覆盖着北大荒人送的一面红旗,上面绣着四个金黄色的大字:“丁玲不死”。这是人民对丁玲的最高评价!读罢祖林著《丁玲传》,我的心目中升起的正是人民作家丁玲那崇高、美丽而又格外鲜活、亲和的身影!(胡光凡)

[责任编辑:李姝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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