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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甚短,开卷甚益

2018-02-12 16:43 来源:宁波日报 
2018-02-12 16:43:50来源:宁波日报作者:责任编辑:李姝昱

  作者:傅晓慧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熏风。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名月霜天高。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春花秋月皆美景,有书相伴,其乐无穷。读书的乐趣或许真的只有真正喜欢阅读的人才能体会,才能乐在其中。苏州文化名人王稼句先生这本散文集就套用了宋人翁森《四时读书乐》的诗名作为书名,来自娱娱人。

  《四时读书乐》中所辑的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名人和苏州的渊源;第二部分为书人书话,提到了周作人、俞平伯、徐志摩、叶圣陶等20世纪的文学健将;最后一部分内容最“杂”,有介绍《浮生六记》人物和伪作的,有讲解秦桧遗墨在后世的待遇的,还有推敲柳如是的画影图形到底与真人有几分相似的……作者行文没有固定的框架,有话则长,洋洋洒洒,引经据典,不放过历史罅隙处的幽微细节。无话则短,言简意赅,直抒胸臆,有幸有憾,皆是过往岁月中珍贵的吉光片羽。

  王稼句先生学问驳杂,在当地的名气很大,坊间传闻,如果你想写信给王先生,写“苏州王稼句”即可。这就和当年写信给大文豪雨果,只要写“法国,雨果街,雨果收”,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这个传闻的真假难以确定,王先生是个名不虚传的“苏州通”却是定论。该书第一辑中的那些故人故事看上去是闲笔写来,无甚奇特,但云烟往事易流逝,白云苍狗,时光漫漶,若不是有爬梳故纸堆的功夫,作者焉能如此精细地捕捉到苏曼殊、钱基博、朱自清、沈从文、田汉等文化大家在苏州的清晰身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年方20岁的苏曼殊来到苏州,为包天笑画过一幅“扑满图”(“扑满”即储蓄罐)扇面。这本是常见的婴戏图题材,但苏画“扑满”用意深沉。周作人先生一生只到过一次苏州。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念书时,无意中看到一本常熟地区出版的《女子世界》杂志,就写了两篇稿子投过去。一篇为《说生死》,以明清以来的历史为例,阐述“惧祸也深,受祸也深”的道理,乃作者早期朴素唯物主义生死观的体现。还有一篇是《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先生觉得“20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算得是妇女解放的先声了。钱基博是钱钟书先生之父,他曾应邀游览苏州邓尉山,归后写了一篇《邓尉山探梅记》,是记叙老苏州昔年烟景的佳制。最好玩的大概要数朱自清先生了,1936年他从北京回故乡扬州,中途在苏州停留,去拜访了老友叶圣陶。叶圣陶的《假山》一文对此事有过记载:“佩弦到苏州来,我陪他看了几个花园,花园都有假山,作为院子的主要部分,假山下大都是荷花池,亭台轩榭之类就环拱着假山和池塘布置起来。佩弦是中年人,而且身子比较胖,却还有小孩的心性,看见假山总想爬。”

  书话部分评书、评人,也评文化和历史现象,很能显出作者精深的考据功力。《知堂晚年的文章》说周作人先生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后,回到了“苦雨斋”,翻译之余,写了不少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先生没有做自我辩护和忏悔,只说:“古人圣人,教人要自知,其实这自知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还说:“譬如一个旅人,走过许多路程,经历可以谈谈,有人会说讲你的故事罢,也就讲些,也都是平凡的事情和道理”。及至晚年,“平凡的事情和道理”就是看书的感受,名物的摭谈,风俗的笺说。到此,他的文字愈加圆熟有味,技法愈加炉火纯青,情怀则走向了“淡”和“闲适”,有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况味。另一篇谈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文章也给笔者印象甚深。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社会和文化的启蒙时,旧时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还很受市民阶层欢迎,但新文学家们看不惯这些,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便丝毫不留余地,大骂通俗文学家为“流氓文人”“无聊小说家”“文丐”。其实,今天我们回首这场文学市场争夺战,会发现里面固然存在观念上的差异,但也夹杂了不少属于历史复杂性和时代局限性的因素。诚然,“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因受商业化冲击,存在粗制滥造现象,可一棍子打死也有失偏颇。何况,《啼笑因缘》《秋海棠》等作品未必就没有包含家国乱离之恨、民族奋起之心。

  人生甚短,开卷甚益。王稼句的《四时读书乐》是爱书人写给爱书人的一本书,其中真味,爱者自知。(傅晓慧)

[责任编辑:李姝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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