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蟋,“有闲阶级”的身份标签

2018-02-13 11:30 来源:深圳特区报 
2018-02-13 11:30:44来源:深圳特区报作者:责任编辑:崔益明

  作者:禾刀

  为什么我们祖辈对蟋蟀的悉心观察只是滋生了一种百无聊赖的娱乐消遣,而没能掀起像英国那样的博物学热潮呢?

斗蟋,“有闲阶级”的身份标签

  书名:斗蟋小史 作者:白峰 出版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8月

  古今中外,痴迷斗蟋娱乐的大抵只有国人。宋理宗时的权臣贾似道因好蟋蟀博得了“蟋蟀宰相”的“美誉”,明宣德皇帝则有“蟋蟀皇帝”之称,明末的朝臣马士英则有一个“蟋蟀相公”的别名。

  本书作者白峰擅养斗蟋,热衷收藏蟋蟀器具,还在研究蟋蟀历史方面颇有心得。白峰在本书中通过梳理蟋蟀南兴北旺的发展史,发现了中国古代气候变迁脉络。但对于更多读者而言,想必在意的是,蟋蟀这种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虫到底与社会间有哪些关系。

  白峰在开篇便以西班牙斗牛为例,试图为古人斗蟋玩物丧志之说翻案。不过,西班牙斗牛史发端于宗教,古人斗蟋显然缺乏这样深厚的历史底蕴。再则,蟋蟀与人们生活间本无交集,如果不是刻意趴下身来,大抵是不会有人注意到这种“见不得光”的昆虫的。

  作为一种体形较小且喜阴好潮的昆虫,蟋蟀既与劳动无甚关联,也与饮食无缘,其得以走入人类视野,除了非凡的想象力恐怕还只能是想象力。白峰由此认为,斗蟋之所以始于南宋,就在于“蟋蟀逢敌必斗,遇敌死战的生物特性,这和先民尚武的精神是相通的”。

  缺什么就越希望什么。众所周知,南宋被北元始终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白峰的推测为正解,那就更具讽刺意味——不知是否因为感到抗元无望,所以才会移情于这些貌不惊人的昆虫,以满足殊死搏杀的想象快感。

  养蟋最初可能仅用作北宋宫廷画师作画的“模特”。随着北宋节节败退,画师出走,宫廷养蟋之风渐入民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历史上宫廷衣食住行成为民间争相效仿的现象并不鲜见。在一个垂直社会里,出于讨好官府的功利驱动,民间养蟋蔚成风气并不意外。然而,与北宋宫廷养蟋作画有所不同,画家需要相当门槛,于是蟋蟀好斗的特性得以被民间发现。

  虽然有的蟋蟀表现出一往无前、至死不息的勇猛精神,但斗蟋的娱乐观赏前景仍旧黯淡。蟋蟀喜阴,斗蟋只能限于较小器具,不利于公开展示。这也注定了这项游戏具有太大的局限性,不可能发展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娱乐项目。

  斗蟋活动之所以源远流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项活动自出现起便呈现出纯正的“上层路线”。农民理所当然是寻找蟋蟀的主力军,但“虫季于农民正是在秋大忙时节”。整日为衣食所累的“有忙阶级”,农民自然没时间耗这闲心。也所以,明代斗蟋的玩家要么是盐商,要么是经营者;清代则有不同,“王公贵族为躲避(宫廷内斗)事端”,故意“提笼架鸟,听戏捧角”,休身养性,淡泊名利;民国玩家主力军则为“梨园行名角、金融家、商人以及其他行业人士”……遍览古今,斗蟋群体大都是“有闲阶级”,有时间更有钱,因为斗蟋常常与赌博联系在一起,像南宋晚期一般赌资约为两石米,万历年间的赌资“大约相当于一个中级商人的全部资本”。有必要指出的是,与明代宣德皇帝嗜好斗蟋不同,清代地方政府从康熙时期就开始禁赌蟋蟀,不知是否因为朝纲松弛,这一规定从未得到很好的落实。

  除了斗蟋,古人用于娱乐的项目还有斗狗、斗鸡、斗牛、斗鸟等。这些以动物搏斗为乐的娱乐方式,无一不与赌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相较于斗蟋的金贵和小众化,狗、鸡等动物不仅常见,对打斗场地几乎没什么要求。之所以独有斗蟋被“誉”为所谓的雅玩,主因在于玩家大都位于社会上层,上层是不屑与中下层混同一色的。从这层意义上讲,历史上的斗蟋也是身份象征的宣示。

  虽然古人对于蟋蟀的观察始于12世纪,但古人的所谓观察仅限于找乐子。而在17世纪的英国,最初源自药剂师对植物观察的本职却播下了博物学发展的火种,及至20世纪更是涌现出吉尔伯特·怀特、林奈、达尔文等大量知名博物学家,并取得了非凡成就。对比著名博物学作家大卫·埃利斯顿·艾伦在《不列颠博物学家: 一部社会史》一书中对英国博物学发展历史的全景展示,我们也许应该躬身自省,即为什么我们祖辈对蟋蟀的悉心观察只是滋生了一种百无聊赖的娱乐消遣,而没能掀起像英国那样的博物学热潮呢?(禾刀)

[责任编辑:崔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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