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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马车

2018-03-16 11:14 来源:文汇报 
2018-03-16 11:14:34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石依诺

  作者:练春海

  中国最早的马车是谁发明的?翻开历史文献,我们会看到各种版本的答案,其中“奚仲造车”是见载最多的一例:《世本·作篇》《吕氏春秋·君守篇》都说:“奚仲作车。”《淮南子·修务篇》说:“奚仲为车。”还有《说文》《左传》《荀子》《墨子》等书都有相关记载。这些文献都告诉我们,中国马车的发明者是夏朝的奚仲。

  但也有不少古代文献会提到另一个发明者:“轩辕氏。”《太平御览》曰:“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古史考》云:“黄帝作车,引重致远。”《汉书·地理志》:“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

  这两个人物都不简单。奚仲来自交通工具发明世家,奚仲的父亲“番禺始作舟”,《山海经·海内经》载:“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这个故事把奚仲的儿子吉光说成是木车的发明者。实际上,吉光主要的贡献是驯服野马,但驯马在当时估计不被看作“发明”,所以好事者又想出一招,让他与其父分享了一项发明。如此,一家三代均成为中国古代交通工具的发明者。轩辕氏即黄帝,是华夏始祖,一位发明“大家”。除了车,还有制衣、舟车、弓矢、乐器、井田等事物的发明权都冠于黄帝。他们中到底谁才是中国马车的发明者?古代文献中提供的信息非常复杂,但归纳起来,大概可以得出如下几点:

  第一,奚仲之前中国就出现了车。《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沈约在《宋书·礼志》中曾指出:“盖奚仲以擅技巧为夏车正,前世制作之美归之耳。”这大概是事实。清代考据家毕沅说:“《左传》奚仲为车正之官,尔非造车也,《尧典》云‘车服以庸’,则车由来久矣,盖实始于黄帝。”可见“奚仲造车”的可能性比较低,但也可能是因为当时各地分裂,各地自有其发明,或者人们对发明的认定标准不一致。不过,从时间上来看,黄帝所处的时代远早于奚仲。史书载,黄帝生于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说明在黄帝出生之前已有轩辕之丘,轩辕二字即使不能完全代表“车”,也是车的类型或部件,因此黄帝出生之前中国已有车。

  第二,黄帝和奚仲都对车做了某种改进。一般来说,黄帝制车指的是制造了指南车。《古史考》:“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该记载表明中国古代马车有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

  第三,奚仲时期已经有了关于车的国家制度与官员。《滕县志》载奚仲“为禹掌车服大夫”,说明夏朝已经出现了专司车马的官员,可见车在当时已是发展得很成熟的交通工具。要形成这样的局面,之前应该经历了很长一段发展时期。

  第四,黄帝发明马车之说可能与汉人有关。“辕”是马车中极其重要的部件之一,但使用这个名称是汉代才开始的,先秦时期的对应物为“辀”。辀与辕的区别与驾车马匹的数量有关,详细的变化原由及演变过程可以参见拙著《汉代车马形象研究:以御礼为中心》,此处不赘。

  实际上,除了黄帝、奚仲外,还有殷商的先祖相土等人也被认为是马车的发明者。但古代的文献记载含糊不清,对同一件事物,发明者可能不止一个。《后汉书》记载东汉宦官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据今天的考古成果:1957年陕西出土了西汉晚期的灞桥纸,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了西汉早期(比蔡伦的时代早300多年)的古纸,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信史时代尚如此,何况传说中的黄帝、奚仲,正如沈约所言,皆“前世制作之美归之耳”。

  那么,中国古代的马车会不会是“舶来品”呢?毕竟中国出土车迹的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并不算早。有关车迹发现的报道没有早过夏朝的,与两河流域相比,年代要晚许多。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乌鲁克文化泥板上所发现带有“车”的象形文字,年代大约在距今5500年前;经过科学发掘的实物,如基什王墓出土的四轮车,年代也在距今4600至4500年之间,所以国内外的学者都有主张中国古代马车西来说者。尤其是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南部辛达雪塔发现了5座约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600年的车马坑墓,在前苏联的万谢湖墓葬中出土了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的两轮马车后,学者们更容易得出“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接受了来自两河流域传来的四轮马车之后,将其逐步改造为双轮马车,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传播到中原”的结论。如果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中亚地区马车出现的年代与中国夏朝马车出现的年代(公元前2046至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当。但这点并不能证明中国马车西来,也有可能是两种文明在中亚交汇。

  夏代之前中国有没有马车目前尚无出土证据,可能的原因很多:

  第一,早期的车迹本来就少。具体可以分为:其一,陪葬的真车少。上古时期车是最重要的工艺品,甚至国之重器,可能并不一定舍得(或能够)用来陪葬,而是作为传世的公共遗产。其二,公有财产不可用来殉葬。现有考古发掘的车迹都晚于夏代,夏是中国进入奴隶社会的开端,夏朝才开始出现私有财产,之前是公有制的原始时期,公共财产可能不作殉葬品。其三,与殉葬方式相关。用车件而不是整车殉葬,车件残迹不易辨识。

  第二,早期真车易腐。早期车件很少使用金属材料,同时漆也没有被广泛使用,殉葬车件极易腐坏。

  第三,早期的车与后来的车可能差别很大,因此即使发掘出来,也不易辨别。

  第四,早期的墓葬破坏严重。夏商以前的墓葬造作总体上没有后来考究。

  第五,考古发掘过程毁灭了可能的车迹。

  第六,墓葬的温湿度、密封状况等条件不利于保存车迹。

  与中国马车“西来说”相反,关于中国早期马车起源的文献和考古发现的马车实物遗存,多涉及我国中部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非西部或北部地区。而且,中国马车的系驾法与西方古代马车截然不同,我们或许应该重新审视中国马车“西来说”的观点。

  当然,我们现在就下结论说中国古代的马车就是本土的发明,还为时过早。考虑到当时的世界格局,可能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长期碰撞、交织中,慢慢发展出了构成后来马车的各个要素,并逐渐形成不同的“车”的概念、形制,从人力车、牛车到马车,然后在中原发展出驷马、单辀、二轮的高级马车,并在秦汉时期又形成一马、双辕的二轮马车形制。中间可能还会出现反复,比如三国两晋时一度盛行牛车出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地区的马车既是平行发展,也有互相借鉴和影响的一面。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石依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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