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误读史

2018-04-10 10:30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8-04-10 10:30:12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崔益明

  作者:唐山

  1973年4月8日,画家巴勃罗·毕加索以91岁高龄告别人间,今年恰好是他逝世45周年。

  陈丹青曾说:“1982年我第一次到纽约,进入大都会美术馆、现代美术馆,我发现毕加索在西方早就过时了。”“毕加索在西方,绝大部分民众未必喜欢。在他的时代更看不懂。”

  然而,在中文网络售书平台上,输入“毕加索”三个字,至少能搜到30本以上的书,从《毕加索传》《谁是毕加索》《毕加索线描全集》,到《小大师和毕加索玩变形》……毕加索已老少咸宜。

  真有这么多人看懂了毕加索?真有这么多人喜欢毕加索?

  据吴冠中先生回忆,当年国立艺专开学典礼时,徐悲鸿曾说:“你们要学毕加索、马蒂斯,你们就不要来这里学,你们在家里就是毕加索、马蒂斯了。父母挣一点钱也不容易,把你们送到学校来学习,学了半天学了个毕加索、马蒂斯,太冤枉了。”

  进入21世纪,国内突然涌现出一大批“毕加索”,如库淑兰、王桂英、林桃、郭佩珍、刘兰英、高金爱、白凤兰、白凤莲、曹佃祥等,仅一个安塞县就出了四个以上,这些不甚识字的农村老年妇女因为会剪纸,便被媒体封为“东方毕加索”“民间毕加索”或“黄土地毕加索”。

  究竟谁才是毕加索?

  毕加索画的是写意画?

  蔡元培先生可能是第一位拜访毕加索的中国人。

  1915年6月,蔡元培走进毕加索画室,一番对谈后,蔡买了至少5件毕加索的作品并带回国。当时毕加索正被西方艺评家称为玩弄骗术的抄袭者。

  毕加索自称是立体主义的创始人,但他1907年创作的《亚威农少女》30年后才与公众见面,其中颇有模仿塞尚的痕迹,毕加索自己也承认这是未完成作品。毕加索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立体主义作品《工厂》完成于1909年,晚于布拉克1908年创作的《艾斯塔克地方的屋子》,所以人们称毕加索“把偷来的各种东西藏在所谓‘立体主义’的格子里骗钱”。

  据学者万青力先生钩沉,蔡元培拜访毕加索,主要受三人影响:其一是尤德,他是毕加索作品的主要收藏者之一。其二是张静江,他曾在法国经商,与当地收藏家、画商往来密切。其三是日本青年画家正宗德三郎,他是把马蒂斯作品带回日本的第一人,对欧洲前卫艺术颇为赞许。

  在给夫人的信中,蔡元培认为毕加索的画近似中国的写意画,但太不重视物形,有些过分。对买下的作品,蔡元培认为毕加索不仅像八大山人、石涛那样超于象外,甚至撕碎,然后把残片重新组合,故有前所未见的醒目和单纯效果。

  1921年,蔡元培在日记中曾记道:“偕徐君志摩访费拉依君……费氏为新派画家,壁上悬毕克梭(毕加索)油画一幅,乍观之,似图案,非图案;似人物,非人物……盖见一物而觉其为美者,无非种种线之感触;今抽取此若干线而从新组织之或重复之,遂成其状。”

  通往天才之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国际知名度提升,毕加索在中国渐成天才的代名词。蔡元培尚比附中国画来解读毕加索,而到此时,毕加索已被描绘成神,人们更多谈论绘画之外的东西。

  比如人堡在《西班牙当代画家毕加索》(发表于《三六九画报》1941年第10卷第4期)中称:“今日的毕加索在巴黎,简直已被奉为艺术之王。在巴黎每日的生活里,他最不喜欢的事是:接电话,阅读书信,以及种种任命与约会等。如果他接见一位客人的话,他总是利用一种奇怪的办法——当一位客人来到奥古斯丁路,走上他那三级的楼梯,到了楼上画家的门前,不论怎样敲门,也不会得到回答。最后,来访的客人无可奈何,垂头丧气走了出去,走上大街的时候,毕加索这才从窗向外探首偷看,如果这位吃了闭门羹的客人他认识,甚至感情很好,这才大声招呼,请其驾临一叙。”

  再如令狐原在《介绍毕加索》(发表于《杂志》1944年第12卷第2期)中说:“一个愚蠢的人,只要他肯死下功夫,总有一天能够把对象描得逼真,但是新的流派既反对临摹为要义,那么,作者非有丰富的天才与强力的直觉不可,所以立体派画家虽多似牛毛,但成功的却寥寥无几。”

  1944年10月,毕加索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53年,斯大林去世,他应法共重要领导人、著名作家阿拉贡之请绘制了《斯大林画像》,却因“在这幅画像里,我们既看不到天才,也看不到敏锐的智慧,也看不到慈祥以及在所有斯大林照片中所看到的幽默”引来指责,苏驻法大使还提出抗议。

  毕加索非常委屈:“我带了一束花来参加葬礼,它不讨人喜欢。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通常,人们并不因为花不讨人喜欢而责骂送花的人。”毕加索后来说,1953年是让他感到最难受的一年。

  张大千的话不能尽信

  1956年7月,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毕加索,团长是化学家侯德榜,成员有著名画家张仃和王雪涛、作家李霁野和何家槐、歌唱家郎毓秀、桥梁专家茅以升和一位女政工干部。

  张仃将一套水印的《齐白石画集》送给毕加索。

  就这次访问,李霁野在1958年1月还写了一首《访毕加索同志》,描摹生动:

  他赠送我们他自己的画册,

  他用画笔学汉字题写扉页;

  他三五笔就画出和平鸽

  鸽子和汉字都使我们叫绝。

  把我们送到大门口,

  他又依依牵住我们的手:

  “可否再做我的几分钟客人?

  我不愿匆匆就把你们送走!”

  据张仃先生回忆,由于严格的外事纪律,加上翻译水平的问题,宾主双方未能尽兴交流。

  中国文化代表团离开不到半个月,张大千又登门拜访。

  著名学者李兆中先生发现,这次会面全部记录均出自张大千,毕加索从未提及。所谓“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不要说巴黎没有艺术,整个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实为孤证。毕加索当时确在临摹张仃送给他的《齐白石画集》,但应该不会下“白种人都没有艺术”这种判断。

  毕加索留下的后遗症

  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带来25张毕加索真迹展出,引起空前轰动。一方面,毕加索在中国传名甚久。另一方面,毕加索怪异的画风令人咋舌,人们惊叹道:“原来还可以这么画。”

  法国著名学者福柯曾说:一切有声响的东西都是音乐。这句话反过来说,其实就是:一切音乐本质上都是噪音。然而,在权力安排下,音乐与噪音有了区别。

  毕加索巨大的知名度是一种权力,它指挥着刚刚打开国门的人们,必须将这些作品列为经典,如果理解不了,那就说服自己去理解。于是,留下两大后遗症——装饰性崇拜与变形崇拜。

  绘画当然需要装饰性,但有装饰性就是好作品吗?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书法界“丑书”横行,在追求装饰性的幌子下,只要貌似震撼,则传统与规范便被完全突破。至于变形,必然要在一定法度之内,否则就会走向自由而不协调、潇洒却潦草的困境中,反而丧失了创作的根本。可问题在于,张大千等人均未看出毕加索变形的依据,张只能空洞地说:“他(指毕加索)要有了深厚的造诣与功力之后,才能创新。”可这造诣与功力究竟是什么?只好故作高深地点到为止。

  正如陈丹青所说:“你今天把毕加索拿过来很好,但我们无法知道他活着的那个年代还有多少流派跟他不一样同时又跟他呼应……只有他一个人过来。等于这句话讲得再精彩,没有上下文,你真的没法理解。”

  百年来的囫囵吞枣,实不止毕加索一个。(唐山)

[责任编辑:崔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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