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记》为例 谈中国古代经典的大众阅读

2018-04-13 10:14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8-04-13 10:14:44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刘冰雅

  [辛德勇简介]

  辛德勇,1959年生,历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兼事中国地理学史、中国地图学史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旧史舆地文录》《旧史舆地文编》《制造汉武帝》《中国印刷史研究》等。

  《司马迁的故事》之《世传的历史家》一节引录《史记·刺客列传》

  《司马迁的故事》封面及版权页

  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刊印三家注本《史记》

  导读

  中国古代典籍的大众阅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以《史记》及其校注本为例,深入浅出地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辛德勇教授认为,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相比,接受过同等程度教育的人,对古代典籍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明显有所降低,但随着教育的日益普及,今天中国人接受教育的总体程度已经大幅度提高,这说明能够阅读和接受古代典籍的人远远增多了。为此,辛德勇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合理地对待社会大众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阅读问题,不能简单地把白话选译本或者节选注释本等同于大众读本。以《史记》为例,读中华书局的繁体竖排本,才能充分、具体、准确地领略和体味典籍的丰富内涵,而现代选注本不行,白话翻译本更不行。

  对中国文史阅读、研究而言,《史记》是头等重要的典籍,地位崇高,但由于成书年代较早,在流传过程中造成很多文字舛讹,所以,历朝历代,几乎都没有间断对《史记》文本的整理,对其文字讹误做系统的校勘。

  当代《史记》文本整理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首推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它既充分吸收了清代及其以前历代学者的校勘成果,也体现了许多晚近以来学者在《史记》文本整理方面的努力。然而,“校书犹扫落叶,随扫随有”,永远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总会留下遗憾,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同样如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辛德勇教授的新作《史记新本校勘》,即是针对这个版本做出的校勘。

  《史记新本校勘》出版后,引起很多人关注,同时也引发人们对《史记》文本和校勘问题的讨论和思考。日前,记者专访辛德勇,解读《史记新本校勘》的成书过程,以及《史记》的大众阅读问题。

  正确对待社会大众对中国古代经典的阅读,点校本《史记》也是大众读本

  记者:今年年初,你在涵芬楼书店的讲演中谈到,《史记》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经典,在史学和文学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青少年应该注重了解和阅读《史记》,其地位甚至可以先于古代文学的“四大名著”。能不能请你先谈一下这本《史记新本校勘》对《史记》的大众阅读有什么帮助?

  辛德勇:《史记新本校勘》是一部很专门的学术论著,严格地说,它不是为大众阅读而撰写的。但这并不等于就和《史记》的大众阅读没有关联。

  谈起这一点,会牵涉很多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合理地对待社会大众对中国古代经典的阅读,不能简单地把白话选译本或者节选注释本等同于大众读本。

  记者:你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

  辛德勇:《史记新本校勘》出版后,很多年轻的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下留言,询问一般非专业人士业余阅读《史记》选用什么样的版本好。我告诉大家,最好的读本,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看了我的介绍,也许很多人会感到诧异: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不是专供专家学者研究使用的版本吗?普通读者怎么能够读得懂呢?

  首先,这种想法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

  所谓“大众阅读”,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是“全民阅读”。“大众”这个范围很大,一方面,人们的阅读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价值和兴趣取向也会有很大差别。这就会导致社会大众中每个人对阅读的选择会有很大不同。

  我理解,一部书,超出于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之外,还有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在看,就可以说是实现了大众阅读。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史记》,过去的印量我们不谈,只看最近完成的新修订本,2013年9月正式推出的第一次印本,一下子就印了两万册;2014年8月的第二次印本,又印了两万册。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印了4万册,其读者自然已经大大超出了专家者流的范围,没有大众阅读,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市场。这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大众阅读。

  其次,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本来就是一种为大众阅读提供的文本。这一点,不仅社会大众不了解,就是专业的文史研究人员,很多人也都不够了解。

  当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向社会提供一种便于大众阅读的文本。至于专家研究的需要,当时另有解决的办法。一是直接使用未经标点的古刻旧本,这样的版本,在市场上还很容易买到;二是另行点校出版一套汇注汇校性质的文本,诸如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先谦《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等。但一来时世变幻,古刻旧本日益稀见,拟议中的专家用本始终也未能付诸实施;二来这部本来是要用作大众读本的点校本,其校勘质量,总的来说又比较高,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于是,大众读本最终就变成了专家用本。

  不过这就像社会大众和专家学者都吃五谷杂粮一样,不能因为专家吃了可口,社会大众就一定难以下咽。对包括《史记》在内的整套“二十四史”,社会大众该怎么读还是怎么读,与专家的阅读是两不相妨的事情。

  这不是我一个人信口开河,最近在新修订“二十四史”工作过程中披露的档案材料,可以确实地证明这一点(见《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41期载《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实际的计划,比我这里说的还要复杂很多,如《史记》尚嫌泷川资言的《会注》不好,要在此基础上再新编一部《史记集注》),而新点校本前面附印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缘起》,也清楚讲述说当年的“点校本出版之后,以其优秀的学术品质和适宜阅读的现代形式,逐渐取代了此前的各种旧本,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普遍采用”,“普遍采用”这一版本的“广大读者”,不是“大众”是什么?

  记者:当年国家为便于大众阅读《史记》等“二十四史”,特地组织众多专家出版这么庄重的版本,还是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特别是现在的青少年读者,你能再具体阐释一下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吗?

  辛德勇: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史记》,能够成为社会大众的读本。

  我是跟从黄永年先生学习历史文献学和一般历史学知识的,而黄永年先生的文献学素养,在并世学者中是出类拔萃的。但绝大多数学者了解和阅读的黄永年先生的著述,并不十分全面。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黄永年先生在年轻的时候,还写过一些通俗的普及历史知识的著作,其中就有一种是《司马迁的故事》。

  这本小书出版于1955年8月,署名“阳湖”。那一年黄永年先生刚刚30岁,我还没有出生,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史记》则问世于4年后,亦即1959年9月。在这部《司马迁的故事》末尾,黄永年先生特别写道:“有关司马迁本人的传记材料虽然不多,可是《史记》却是一部完整的著作,里面包含了司马迁的全部思想和感情。因此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是不可分割地、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司马迁的整个精神面貌是鲜明地凸现在《史记》里的。”正因为如此,黄永年先生便以《史记》为基本素材来撰写这本小书,而且在书中每一节,都要引录一大段《史记》的原文,来更直接、更具体地表述他所要告诉给读者的内容。

  这本小书,在当时的印刷数量是1.81万册,要不是接下来发生所谓“反右”运动,把黄永年先生定为“右派分子”,当然还会重印更多。黄永年先生当年以这种形式来撰写大众通俗读物,就说明那时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史记》原文,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记者:你讲的这些很生动,也很有说服性,但这是当年整理点校《史记》时的情况,我们今天的读者,是不是还有那样的旧学基础,能够接受这样的《史记》原本?

  辛德勇:前面我已经谈到,新修订本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就印刷了4万册,市场的实际状况,已经给出了很好的回答:社会大众是能够接受并且也很喜欢阅读这样的《史记》原本的。

  不过要是和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在的情况确实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新旧两个时期中接受过同等程度教育的人,对古代典籍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总的来说,明显有所降低。这一情况,对社会大众接受点校本《史记》这样的典籍,自然会有一定影响。

  可是,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日益普及,今天中国人接受教育的总体程度,较诸上世纪50年代,已经大幅度提高,这就意味着能够接受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一般读者,只会比昔日增多,而绝不会减少。

[责任编辑:刘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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