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的愉悦往往就在于“加戏”

2018-04-17 10:48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8-04-17 10:48:23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崔益明

  作者:云也退

  “死亡像夜里的贼一样走近他/一把偷走了生命”。这是诗人德尔夏文笔下的布罗茨基之死。布罗茨基逝世于1996年1月27日午夜时分,终年56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里,布罗茨基和聂鲁达一样,生与死都属于“文化事件”。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死激发了其他人的书写,让他们产生了欲望,去创造新的联想与表述。

  布罗茨基曾说,希望死后葬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哈迪,那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从苏联流亡至美后在那里定居,在当地的大学教文学课。但他还说,家乡彼得堡也不错,彼得堡的文学组织一直呼吁让诗人“回家”,瓦西里耶夫斯基公墓永远向他敞开大门。可是最后,他的归宿却落在了威尼斯,那是他情有独钟的地方。黑、冷而永远漠然的水域,与诗人凝思的气质十分相契。由于既非天主教徒又非东正教徒,他的遗体是在新教徒区下葬的,海湾里的声声浪涛给他送上了最理想的安宁。

  某一年,瓦莱里娅·路伊塞利来到威尼斯的圣米凯莱墓园,她是个姑娘,年轻俊俏,带着一副西式人文精神华丽丽武装起来的头脑。她寻找布罗茨基墓地的经历,后来被她如此表述出来:

  “在一座墓园里找一块墓碑,犹如在人群里找寻一个陌生的面孔。这两种活动都促使我们采用同一种观察和体验方式: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那一个,每一块墓碑都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那一块。不管是找人还是找墓碑,我们都得在人群中和坟墓间来回穿行,耐心等待,直到发现的那一刻。必须走上前仔细研读每一块墓碑上的铭文或是每一张面孔上的神情,而这两者或许是同样的东西……”

  相当强大的思辨,这是一个熟读布罗茨基的文学青年的日常操练吗?抑或她认为,惟有如此理性的姿态,而不是像茨威格面对托尔斯泰墓地时那样摩顶放踵、五体投地,才是配得上布罗茨基的待遇?

  在后边的文字里,路伊塞利对圣米凯莱墓园作了一番概述。我们这才明白,她的灵感来自墓园对文化名人的安排。他们并没有受到特殊照顾,他们的名字——诗人庞德、导演维斯孔蒂、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编舞家佳吉列夫,以及布罗茨基等等——混迹在路人甲乙丙之中,并不显眼。威尼斯是布罗茨基的“B计划”,路伊塞利看到的并不是诗人给这旅居之地带来的荣光——基于一种传统的、浪漫主义的思维,而相反,是这纯然的异乡对诗人及其意愿的无视。通过寻墓之旅,她的所获不是迷妹的满足,而是一些充满现代气息的、冷峻的教训。“如果意愿和生命是两个不可分的东西,那么死亡和偶然也是不可分的。”

  《假证件》这本小小的散文集出版于2012年,其中的头几篇,都是关于圣米凯莱之行的。同年,创始于1889年的英语文学杂志《格兰塔》刊登了路伊塞利的小说处女作英译本(原作为西班牙语),名叫《人群中的面孔》。这真是一条无比清晰的创作起跑线,而且,她把自己灵魂的颜色,或换上一个我自创的短语“心灵底色”,也彻底坦白了出来:一个无根者,自带漂泊感,对陌生人的熟悉远远大于对熟人的熟悉,乃至即便见到熟面孔,也会立刻将它放回人海之中。也难怪她要站到布罗茨基的肩膀上,依靠这么一位用个人的无根来哺育创作的前辈诗人,开始自己的文学冒险。

  无根者的状态,从更早一些时候起,在她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随笔中就能看到。那时她还是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学生,公寓的看门人跟她说,像你这么一个外国学生,就该多住一些地方:“你在其他地方,在各种旅馆、公寓、共享空间里,在各类床和沙发上睡得越多,你就越能认识自己。”

  她坦言自己做不到。不过,写作的好处体现了出来:她创造了一个人物去承受她无法做的事情,并应对接下来发生的事。这就是《人群中的面孔》的缘起。

  她在南美洲长大,在美国读大学,又在欧洲和印度游历,时不常也回墨西哥看看,有了女儿,才多多少少算是定居下来——在纽约。可是,让我们回到《假证件》,有理由相信,她的散文要比小说更有看头,因为小说毕竟需要塑造人物,而人物的特点不可能脱离作家的生活状态,但富于思辨的散文,尤其是书中那种类型的短章,可以收束在任何一个她想收束的地方。例如,她写自己在墓园里听到一阵鸟鸣,“远远地听上去像老年结核病患者的哈哈大笑声”,这种比喻若是写入小说,就要考虑是否符合角色的性格与心境,否则会失之卖弄,而写入散文则无妨,因为唯一的角色就是作者自己。

  陌生感,疏离感,浸透了她的文笔。他人永远是他人,他人的面孔,就像哲学家让-保尔·萨特所说的,首先应该引起惊讶和恐惧。看到一个人,首先应该想到的不是他多大年龄,长得好不好看,而是“他怎么就会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让你意识到自己的无名,反之亦然。路伊塞利表示,后半生住了无数酒店的布罗茨基,就是一个“深耕”陌生的人,他在每一个房间,每一面阅人无数的镜子里照出自己过客的脸,他存在于漂移之中,他在说出“我在”的一刻就已不在;倘若他有根的话,那也是在这种深耕中生的根。

  而她自己呢?

  一样的深耕陌生,一样的少不了随现象学、“新小说”“静物写作”等等而来的技能:比如写一个墓前的老妇人,就不能从一种情怀体认的角度,而要写她抓大腿的动作,“仿佛身上生了跳蚤或是得了麻风病”;写她收集墓石上的巧克力,然后献一朵花,“似乎是不想显得吃相太难看”,而且,“我估计这朵花是她从庞德墓前顺来的”。引号里的联想很不友好。在这片淡漠的、无意在亡人中造神的墓园,路伊塞利试图将陌生转化为讥诮的力量,只是不知道十年二十年之后重温这些字,她会不会觉得,当年的自己是多么渴望显得深谙世故一些。

  更多的是一些可谓“教科书般”的句子,显示了文艺青年的日常操练。一说到无限与有限,自然就提到“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一说到空间与物,则某些忧郁的诗句,像是“东西,东西,还有更多的东西/却没有一处可以安放身心的地方”,便自动出列了。打开报纸,让她乐于说上两句的,通常都是有关文化名人的报道和访谈,用的是懒懒的、不愿与任何与己无关的事发生关系的口吻;还有文学书,这些她明明很爱的东西也要尽量陌生化:它们是一个经常搬家的人的负担,是一个不善于分类的人的噩梦之源。

  《假证件》的第四部分谈到了很多私人藏书——就像描写墓园里进献鲜花的老妇人那样,路伊塞利把它们从“文学”的有形载体还原为单纯的物。在某本书的书页间夹着一张旧车票,另一本书里则残留着看书时吃的食物的残渣。一些体验是能引起共鸣的,比如,翻阅一本十年前读过的书,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些句子而非那些句子底下画了线。显然,当时让你惊讶的表述,如今看来不算什么了,现在的你觉得那些句子太平常、太不足为观了,然而,你的这种进步同样伴随着陌生化:你觉得当年的自己是个陌生人。

  这种思辨习惯的本质,就在于时刻将自己往陌生那边驱赶。现在常说的“给自己加戏”,就意味着将自己陌生化,如同把自己,一个正在喝咖啡、散步、聊天、洗脸、做白日梦……的人放到舞台上。对有这种习惯的人来说,熟悉,是一种不受欢迎的感觉,会引起不满。当路伊塞利说到重读一本书,如同重访一个地方的时候,她的意思是重返陌生,而不是重返熟悉,因为重读、重访,都意味着重新发现,化单一为复杂;当她看到旧车票,她就找到了一个过去的自己,过去是不存在的,她要把那个人打捞出来。

  如同她在布罗茨基的墓前,回想他的诗句,来重构他活着时候的样子。写作者的技艺,或曰他们的愉悦,往往就存在于这样的“加戏”之中。

  “空间不过是一个‘恐怖的进去—出来’”,《假证件》的最后一部分文字的题记是加斯东·巴什拉的一句话。简直可以说“如期而至”,这样一本书的作者,怎可能没有读过来自法国的大师巴什拉的作品呢?巴什拉刷新了我们对目之所见、手之所触的一切日常的认识,而路伊塞利的这一部分文字,也以和“脸群中的一张脸”“墓群中的一个墓”同样陌生化的思辨开始,她写学校的宿舍,“一些楼的很多窗户正对着另一些楼的很多窗户”,那些窗户里,“不知疲倦地用功着的是未来的企业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与此同时,像我这样的另外一些人则眯起眼睛思索这些人的生活。”这里并没有那种故作“丧人”的冷嘲热讽,只有一种自我抽离,然后从一个被陌生化的世界里抓出诗意的渴望:“一些人行动,另一些人观看;一些人在股市上盈利,另一些人则干什么都败北。”(云也退)

[责任编辑:崔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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