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豆腐”小说摊,久违了

2018-04-17 10:49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8-04-17 10:49:14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崔益明

  作者:柏琳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城市老小区和工人新村长大的孩子,如果偶然读到王占黑的处女作小说集《空响炮》,不知道会不会看得又哭又笑。

  很薄的短篇集,八个故事,183页,但是根本不能一口气读完——如果你也有切身的生活体验。那些文字块就像臭豆腐的浓烈气味飘过来,又臭又香,恍恍惚惚。臭,是这气味带来的刺痛,提醒你可能已经遗忘(或者想遗忘)的记忆里的卑微日常,鲜活、生猛、平淡、不甘心,民间的荷尔蒙弥散在那些老街上。香,是这气味带来的温柔抚摸,抚摸你的眼耳鼻舌身,还原你的来处——那条街道上的早点铺子、五金店、垃圾回收站、送奶站、水果摊,或者棋牌室,每一个地方的阴影里,都站着一个你走过时会去打招呼的老街坊邻居。

  臭豆腐是民间小吃,很多人爱它,却不能吃很多,口感太过浓烈。然而一段时间不吃,又想得紧,于是下班或者放学路上,总要绕到那条街的拐角,看看那辆架着油锅的三轮车还有没有收摊。王占黑的小说,多么像个臭豆腐摊位啊,久违了。

  《空响炮》,原来只是王占黑写的系列短篇小说中的一个故事。她自称这个系列短篇叫“街道英雄”创作计划,一律以“XX的故事”为题,比如《阿金的故事》《老菜皮的故事》《麻将的故事》《美芬的故事》……如同给街谈巷议草草起的名字,或者姆妈哄孩子睡午觉时随口讲起的一则异闻。又或者,是热天午后,孩子躲在巷子尾巴的阴影里翻阅的那本《故事会》。总之,听的人四肢懒懒的,耳朵竖得大大的,讲述里没有野心,只有平常心,以及,一点点惊奇。

  “街道英雄谱”里的英雄,都是平民英雄,甚至连“英雄”两个字都是可疑的。他们是卖早点的下岗工人夫妇、拾荒成癖的怪老头、棋牌室里的冤家牌搭子、养老院里的孤寡老人,是所谓的“男保女超”(男的当保安,女的超市打零工),是被遗忘在昨日世界的人。那个昨日世界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尤其对于80后90后的读者,那是被疯狂的城市化进程抛在后面的“圈地世界”。一般在中小城市的旧社区,雨后春笋般建造起来的工人新村和小区,这些地方曾经鸡毛蒜皮,东短西长,日常烟火热切,好似孩子放晚学回家路上,站在路灯下,看见万家灯火如豆,闻见某家飘出的腌笃鲜香味,俗得那么安定。后来,逐渐跟不上高速发展的时代,它们终于黯淡了下去,沦落为半新不旧的社区街道,只有下岗再就业的工人、退休老人和外来打工者住了下来。

  能走的都走了,留下的人又穷又老、困顿苦闷,却也有韧性,会自娱自乐。这三类被认定为“弱势群体”的人,共处一个生活场域,接受时代潮流的冲击,也时刻准备被时代彻底三振出局。他们的步伐太过缓慢,根本不可能跟上城市的速度,他们只能围在三轮车臭豆腐摊位前,一边吃被隔壁工地上扬起的灰尘污染的臭豆腐,一边议论世道人心。

  我们在《空响炮》里只能遇见这样的人,他们是在棋牌室里混日子的冤家葛四囡和对对吴,推着三轮车早出晚归独自缩在报亭檐角下卖小青菜的“老菜皮”,每日除了跳广场舞之外无事可做的老女人美芬,在麻将桌前神气活现的前联防队员“怪脚刀”……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今天重复昨天,明天继续今天,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点惊奇遭遇,却都“上不了台面”,欲哭无泪,强颜欢笑。

  “街道英雄其实都很不英雄”,甚至是一种“反英雄”,王占黑谈到她笔下的这些人物时,十分清楚他们的质地。不曾有过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从表面看,反而是失败者。比如被儿女嫌弃的怪老头子住进养老院,一辈子只能当个保安看大门的扶不起的阿斗,或者和女儿关系疏离的孤独母亲。开始写作的时候,王占黑想的是去挖掘父辈“吃苦耐劳的光辉历史”,很快就陷入写作瓶颈,后来明了“还不如写他们生活中不英雄的事”。花了几年时间,她倒是有很大耐心,在大学放假回家时,成天往旧地方扎,往老年人群里钻,“民间世界有它自己的派头,我只去捡,不负责造”。

  就是这样的野心匮乏,这个作者不想在写作中去“创造”,她只想描摹,并且力求不失真。什么叫失真?她曾数次自我警醒,“我不想卖惨,我写的也不是纯粹的底层文学,这些人不需要同情和批判,他们可以不光鲜亮丽,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生活的样貌和秩序,同样有生命力,所以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

  但这种“英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依然被心照不宣地纳入“底层文学”的洪流,虽然写作者和批评家都在呼吁解除“偏见”,然而“底层”二字,又岂会轻易消失?只要社会存在不同阶层,只要阅读者之间由于出身、经历、见识等缘故而有了高下,阅读就一直有高有低,即使这高和低,是可笑的自我设限。它最直观的印象,似乎就是最末端的文学生态,最弱、最蒙昧,最该被怜悯和批判。

  好在我庆幸《空响炮》里的“英雄”,在王占黑的“抢救性还原书写”之下,获得了挣脱标签的力气。他们甚至不需要作者为之辩白,他们自在自为,慷慨爽利。比如那对牌搭子葛四囡和对对吴,同是下岗职工,吵了一辈子的冤家牌友,也是保安值班室的对班,直到被病痛笼罩,平日被掩盖的友情揭下面纱。葛四囡带着麻将兄弟来看望弥留之际的对对吴,买了一条街上的民间美食,盐水毛豆、香酥爆鱼、蜜汁烤麸、烧鸡……让得了肠癌的对对吴别做“饿死鬼”,敞开肚皮吃。这一场细民盛宴,在惨淡的病房里浓油赤酱地铺开,对对吴一边吃一边吐一边哭,葛四囡安慰他,“好了噢,吃也吃饱了,面孔也清爽了,覅再想着痛了。痛过这一次,下趟再也不会痛了,听见吗。一觉醒过来,哪里都是好吃好喝,麻将随便搓,香烟随便拿,你就开心了,晓得吗。”

  是这样小市民气的情深意笃,有自己的生存逻辑。人间还没有活够,活着不能更好,死了也不会更差,小老百姓是不苟延残喘的。又比如跳广场舞的美芬,丈夫死了,女儿结婚后既不想和她一起生活,也不想生小孩,只会在手机上发一个“爱心”表情包给母亲,附上一句不痛不痒的“自己保重身体要紧”。美芬预设到了晚景,没有老伴,没有儿孙,只有一笔老公留下的、女儿没用完的嫁妆,但面对他人的询问,她只是淡淡一笑,从不说苦。这些无名的街道“英雄”,他们只是不低头。即使是这样,也已经足够值得尊敬。

  后来看王占黑小说的人,会把她的“街道英雄”系列写作往“世情小说”上引,这让人联想到同样被定义的另一个年轻女性写作者张怡微。两人同为复旦的校友,同样来自工人新村,描写的是这个群体里迥然不同的人。张怡微专注在“家族试验”系列,于工人新村的家庭单位探寻人性的缝隙;而王占黑的分镜式镜头瞄准在街道,讲述不卑不亢的生活悲喜剧。两个姑娘本质上有一个相通点——她们同样理解世情生活中的所谓“弱者”,不需要同情,他们自我生发出细琐的安慰,用来疗愈人生的苦痛。这群人,我们的父辈,他们的一生,走过了无数的善善冲突和善恶冲突,裹挟了无尽的不甘,但在昨日世界里,他们还是立定站稳了。

  王占黑把自己藏在了这些人的阴影里,她的自我消失了。她只需要在路口支起一个臭豆腐摊,等着葛四囡、对对吴们围过来,她融在了父辈的声音里。(柏琳)

[责任编辑:崔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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