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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

2018-05-12 17:19 来源:北京晚报 
2018-05-12 17:19:12来源:北京晚报作者:责任编辑:贺梓秋

  作者:张 弘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最近连出两书:上下两卷的《中国科学史》为新出,三卷本的《中国儒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为重出的新版。

  正如李申所说,要撰写一部《中国科学史》,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很久的问题,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显然,这又与“科学”的定义密切相关。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有技术,但是没有科学。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江晓原认为,如果采用宽泛的定义,中国古代就有科学;如果采用狭义,那么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

《中国科学史》,李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显然,此前的中国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1987年启动编撰工作的大部头著作命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本书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科学出版社联合组织、时任院长卢嘉锡担任总主编,其出版规模之大、专家水平之高、成果影响之广,堪称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集大成之作,目前已出版26卷。再比如,江晓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通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汇聚了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全国一流学者,撰写各自领域研究最精深的专题,以百科全书“大条目”形式的专题串联起来,展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历史全貌。全书上自远古,下迄当代,按照大致时间顺序分为五卷:《源远流长》、《经天纬地》、《正午时分》、《技进于道》、《旧命维新》。每卷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设置大小不等的专题,每个专题都是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思想。全书共300多万字,包含天学、地学、农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中国科技史所有学科。

  这两套书书名均有“科学技术”四个字,而非仅有“科学”二字,可见作者的谨慎。但是,李申有意改变这一做法。在他看来,技术也好,经验也好,在大的文化分类系统中,应该归于科学一类更恰当一些。显然,李申对科学采用了宽泛的定义。由此,《中国科学史》展开了历史的追溯。本书从传说时代的科学,一直写到清代科学。书中显示,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中国古代天文学就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数学方面,不仅是为了生活需要而进行计算,至少在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2000多年前就发生了。在地理学方面,《禹贡》被作为经典,奉为真理。《禹贡》以大禹治水的路线为线索,记述各地位置和河流走向。衮州贡品“浮于济漯,达于河”;徐州的贡品“浮于淮泗,达于河”等等,也就是贡品从济水、淮河等运抵黄河,再运往京城。此外,它还记载了各地的土壤、物产状况,还有据此确定的赋税等级。书中加载可能有错误,但也为科学活动中允许。而《山海经》则被认为“百不一真”。但是,李申认为,《禹贡》主要是为了弄清天下贡赋,这是国家政权大体成型期所需要;《山海经》主要是弄清山海走向和物产,仅仅是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他还认为,其中提到的牲牲就是猩猩。根据《世本》和《竹书记年》等数,我国先民在这一时期,已经有许多创造发明。

  按照李申的论述,中国整个古代科学成就众多,且一直延续发展。那么,乾嘉时代,西方科学技术大步前进,为什么中国在这一时期就逐渐落后了呢?李申认为,“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时的中国人生活相对安逸,所以不想有什么改变。他们谁也瞧不起,自然也不想向任何人学习。他们想不到将来有那么一场危机。直到鸦片战争的炮声把他们从梦中惊醒,才‘师夷制夷’,并且首先治理自己。”对于这一观点,李申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儒教史》中也有叙述。

  例如,顺治元年,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就献上了依“西洋新法”推得的日食时刻、食限及起复方位图,不久又将徐光启等人参与制定的《崇祯历书》改为《新法历书》,献给朝廷。经过实测,新法比明代的大统历法实是授时历法和回回历法都精密,于是,睿亲王多尔衮将其命名为“时宪历”颁行,汤若望被任命掌钦天监事,加太常寺少卿。

  汤若望被重用,使得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传教士们也失去了过去的谨慎,在其著作《天学传概》中称东西万国都是基督苗裔,中国从伏羲开始也是如此,还说中国哲学和基督教相比,不过是萤火之光。这导致了儒教学者的反击。顺治十四年,钦天监中回回历科的吴明炫批评汤若望对回回历法的压制。三年后,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上《摘谬编》,指责汤若望新法的谬误,其后又进《选择议》,李祖白等五人被处斩,汤若望免死。杨光先称,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其后朝廷用杨光先主持钦天监,言工程人自己不懂历法,但辞谢未被允许。此后数年,历法一直不准。康熙八年,实测证明传教士南怀仁西法最好,于是废除大统历法和回回历法,专用西洋历法,南怀仁被任命为钦天监副。他要求为汤若望昭雪、复仇,说杨光先上奏汤若望图谋叛逆是诬陷。后来,康熙同意抚恤汤若望家人,但不同意杨光先反坐。

  在明代,徐光启等人公开承认西方历法优越。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能创造这种好历法的西方基督教是否也比儒教优越?儒者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方历法优越,一方面又必须维护儒教的优越地位。于是,他们提出了“西学中源”说——即西法出资中国古代典籍《周髀算经》,乾嘉年间许多儒家学者接受此说。直到清末,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打开国门,清廷对外战争一败再败,这才开始学习西方。

  在我看来,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或许与科学技术落后的关系更为直接。如果这一时间段对外开放,保持经济和商贸的往来,儒者的眼界也不会如此狭窄,更不会妄自尊大,坐井观天。(张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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