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　城

　　民国七年（1918年）5月15日是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日期，甚至是中国白话小说史最闪亮的一个日子。就在这一天，一位作家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体白话短篇小说，也就是《狂人日记》。在那之后，千百万中国人将这段话铭记于心：“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鲁迅在小说末尾的呐喊简洁有力，细细读之，又勉为其难。事实上，如果不是钱玄同的几次“怂恿”，这篇白话文小说也许会胎死腹中，鲁迅可能也就不会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人物之一。其实，鲁迅对改造国民性、将中国救出深渊是不抱有太大希望的，这倒不是因为鲁迅对国家武力悬殊的绝望，而在于鲁迅骨子里对历史很悲观。他警惕循环往复的历史，昔日的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后迅速腐化，重复上一个王朝的命运。他认为历史未必是上升的，启蒙也难以深入底层大众，至于国民性，更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存在。但即便如此，鲁迅仍要呐喊，为什么？因为他“怒其不争”，因为他胸中有块垒。

　　如贾振勇先生所说：“作为一个文人的鲁迅，当然无法左右革命的伟力。但他的冲冠一怒，为他那来自于存在本性的“天真”自我，划上了浓重而悲壮的一笔。”回看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依然会有人为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而心潮澎湃。时值三千内未有之变局，不少高校师生主动走出象牙塔，积极办刊办报，兴起舆论之火。有名者，如胡适，学成归国，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倡导组建一个开明的政府；如鲁迅，一笔惊雷，“吵醒了铁屋中的昏睡者”。知识分子曾有兼济天下之心、安邦定国之策，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向了另一条道路——独善其身。

　　当鲁迅进入课本，他的精神被教师宣扬，但敢于实践他的不妥协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了。今日之社会不缺乏专家和知道分子，但他们缺乏“超越自己阶层的专业区分和国内区域性的、同利益相联系的部门的能力和责任”，无法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鲁迅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表率，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会批评”“敢批评”，还因为他总是能凭借自己的智识指出问题的主要矛盾，给予混淆是非者严厉的回击。鲁迅并非完人，也曾出现失误，但他的热忱与气魄、学识与眼光难能可贵。

　　鲁迅的勇敢是要付出代价的，他的朋友很少。闻一多曾说：“和他认识的人，除了那些喜爱他那种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相比起来，更多人沉浮世俗，更愿意做明哲保身的泥鳅。鲁迅可以被敬重，但他们绝不会教孩子学习鲁迅。

　　九十年代至今，知识分子群体内的一个趋势是——专业化程度变高，但敢于驰骋公共领域的人变少；书斋式知识分子和商业化知识分子变多，知识渊博、具有动员能力的知识分子变少。陈平原在《八十年代》里判断：“八十年代中国学界擅长‘批判’，九十年代中国学界关注‘建设’。”八十年代，敢于思想的人更多；九十年代到如今，做学问的更多。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但的确有所区别，那些“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强调独立的思考与自由表达”，在今天正一点点变少。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在民众里的威信也在一步步下滑。王朔的市民小说与阎连科的《风雅颂》等作品都揭露出知识分子群体在新时代下的尴尬。

　　但是，即便人微言轻，身为思想、文化和道德秩序的守护者。在一次次舆论事件中，知识分子仍要对狂热的声音和虚无的情景保持警惕，要通过自己的言说介入舆论的浪潮，阻止言论的一方霸凌另一方的同时，提供更多思考的方向。就像百年前的鲁迅先生，面对无辜者的死难不会无动无衷，对公共事务保持热忱。“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多对眼前事过问一句：“从来如此，就对吗？”

　　行文结尾，不妨引用章乃器的一句话作为结尾。那是他赠给鲁迅先生的挽联，用十二个字道尽“大先生”这一生，那幅挽联道：“一生不曾屈服，临死还要战斗。”（宗　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