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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作家杨村:乡村和城市间的摆渡人

2018-05-15 15:25 来源:贵阳日报 
2018-05-15 15:25:29来源:贵阳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崔益明

  作者:郑文丰

  乡村与城市,无论相隔多远,似乎都长不过一辆车和一条路。至少坐着汽车离开乡土到都市读书时,少年杨秀平就是这么认为的。

乡土作家杨村:乡村和城市间的摆渡人

  杨村近照。

乡土作家杨村:乡村和城市间的摆渡人

  《两个人的乡村——作家通信》书封。

  上世纪六十年代,杨村出生在有着九十七户村民的剑河展丰苗寨。少小时候,村子距离最近的公路有十多里山路。“那时,我们山区每修通一条乡村公路,就像白天做了一个黑夜的梦。”登上高山看汽车,是乡村孩子的梦想,山那边的魅惑,就如种子一样埋在心间。

  上世纪七十年代,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少年杨村和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去本县一个名叫久仰的公社进行文艺汇演。先是步行几十公里山路,夜宿剑河县城,次日便赶往目的地。一间空旷的房间里,昏暗的灯光下被子铺满了一地,老师忽然宣布:明天坐车去。“我们彻夜讨论和想象,明天坐车的感觉。”第二天天没亮,杨村一行人爬上一辆卡车,塞在车厢里的他们兴奋不已。汽车吭哧吭哧地行驶在路上,扑面的风裹着山雾和尘埃打在脸上。下车时,杨村他们一个个像花猫花狗,“但我们都很佩服老师的神通广大——能搞定那样一辆顺风车,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到了。”这是他第一次坐上汽车。

  等长到梦幻般的八十年代,因为黔东南民族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一纸通知书,杨村赶到县城,坐上客车,走向遥远的城市。“我想把自己存放在远方。新的生命与新的生活开始了。”在那个年代,诗和文学就是眼前的远方。“那时正是文学春风得意的时代,人很容易走入文学的世界。我开始在文稿纸上涂鸦。”

  乡土从来不缺少文学。黄昏,坐在苗寨小木屋前,就能听到苗族人的文学唱叙。入夜,星星在天空中闪烁,孩子们围着苗族老人摆古(讲故事),跌宕的情节和奇特的画面就会在人们眼前演绎。在劳动中,在酒席上,在高山,在平地,都能听到苗族人叙述着自己的文学。其实,何止是苗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史上,无论哪一个民族,都能如此传承自己的文学——在杨村看来,这些文学支撑着各民族的精神高地,也支撑着他。

  晃眼二十多年光阴过去,杨村有了第一辆车,二〇〇九年在贵阳买的猎豹飞腾,原本看中的轻型越野车铃木吉姆尼要等到三年后才入手。有了车后,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奔向乡村。和当年走向城市不同,“现在,我想把自己存放在故乡。”

  车跳跃着行进在泥泞坑洼的乡间公路上,原野吹来的山风柔美、芬芳。真实的土地,弥漫着泥香,亲切、温厚。“我感到自己很快就能够找回一种亲近的童年时光。”杨村在文章里这样写道。山区里乡村公路已经四通八达,但由公路连接的村子却已萧索,公路只好重新萎缩、阻断。他想起了二〇一〇年七月,听过法国雷恩大学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教授阿梅尔·余艾特讲的一句话,教授的家乡是二战前夕法国最贫穷的布列塔尼省,二战结束后发展乡村,“拖拉机开到乡村后,原来那些旧东西全都给遗弃了。”从乡间驱车而过,一座座越来越有城市味的村镇不断闪过。杨村谙熟的风景,常常变得陌生。几年之前还是低矮暗淡的屋舍,忽然之间洋房耸立,天空顿然矮了一截……

  杨村驾驶着他的汽车,在乡村和城市间摆渡了十五万公里后,发现不是有车、有路就能连接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

  就这样,工业文明的产物吉姆尼,仍奔走在千万年的农耕乡土上。开车的杨村先生,时时在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临界点上流动着,不定哪天就走通了。

  驾着工业文明的产物,去过农耕文明的日子

  记者:作为一种现代工业文明的交通工具,汽车和牛车、马车这种传统农业文明的交通工具相比,在您身上会勾起何种不同的情绪反应和审美心理?

  杨村:农耕文明固然充满诗意,正如荷尔德林的“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或弗罗斯特的“我的马儿抖响颈上的铃当……”,悠闲而诗意盎然,却又充满劳苦。而生活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享受着它所带来的快捷、安逸、舒适,以及无穷财富。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

  如果允许我选择,我会驾着工业文明的产物,去过农耕文明的日子。这样一想,我就想起戴维·梭罗,提起奥尔多·利奥波德,他们的《瓦尔登湖》和《沙乡年鉴》。他们带着工业文明的眼神,去审视农耕文明,生命的美丽和日子的从容就会扑面而来。可惜,工业文明一不小心,也轻易地伤害农耕文明,比如资源掠夺,环境污染,假如不合理控制和处理,人类将因此而面临灾难,何美之有?所以人类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这是一种必然。但人们也会倡导生态文明。

  记者:《两个人的乡村》一书里,您写到了许多关于汽车的细节,其中一个“古老的乡土上出现了汽车,而这汽车是被村里青年盗来的”。这时的“汽车”,在您意识里是否是一种工业文明背景下“欲望”“罪恶”“破坏者”的象征?

  杨村:这样去理解“盗来的汽车”,我觉得见解很独到和丰富。一个人从贫穷中走来,面对金钱世界,自然充满诱惑。如果感觉财富分配不公,内心又没有多大定律,于是就会陡生盗取之心。乡村,本来是一个农耕文明世界,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有一天,乡村忽然通了公路,第一辆汽车兀然停在农家小院,那个完整的世界就被破坏了,不和谐了,有钢铁味儿了。然而,乡村就一直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只是这一天忽然到来时,乡村又措手不及,无所适从,于是,进行阵痛调整。

  记者:同样是“汽车”,您对自己的车和对青年盗窃来的车,会有不同的感受。从中是否可以折射出您对工业文明的一种纠结心态?

  杨村:单从欲望的角度来看,“盗来的汽车”可以满足盗车青年的物质需求,有其合理性。但从道义、修为、法律上来说,它是罪过,是破坏者。在农耕时代,利益分配的矛盾,不如工业时代那么突出,所以,它产生诗意和悠闲。而在工业时代,各种诱惑充斥着人们的眼眶。我觉得,在这个异彩纷呈的时代,我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我既期盼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又想挽留农耕时代的足迹,让人类富足、舒适、健康,而充满诗意。

  工业文明没有原罪,但工业文明通过科学技术引领人类进步的同时,它拓展了市场,催生了商业文明,带来了便利、福利,也带来诱惑。有诱惑必有欲念,有欲念就会驱使罪恶。人类如果能充分利用工业文明的先进性,而又规避工业文明给人带来的无边欲壑,人类就一定能驶入自己的理想轨道。

  记者:在读您的作品时,我常常会想一个问题:您开着工业文明的产物吉姆尼,奔走在千万年的农耕乡土上时,会思考“这车开往何方,在乡土上会留下怎样的车轨”这样的问题么?

  杨村:我的周末和假日,基本上都驾着吉姆尼驶向乡野。无论是驶过无数次的乡村,还是忽然发现的一条新途,我都凝满乡土情结。有时,我还会将吉姆尼切换成低速四驱,放大足够扭矩,开进溪河或原野,感受这个工业文明的产物在大地上的狂野。停下来时,我把它弃置于原野上,满身泥泞。我投目于大自然,它显得像个怪物,既渺小又可笑。刚才它澎湃地啸叫,越过河岸,自以为完胜,实际在大山拦阻之前,它又力不从心。它其实是这地底之物,一块一块的矿石,经过工业化的熔炼、锻造、装配,而后成为有生命之物。它在这大地上狂野奔驰,但终有一天又会回归大地,让大地吸收、消解……

  来到乡村,我驾驭着工业文明的产物。然而,我访问对象都是土地和农事,比如某片土地与生活在其上的人的关系,劬劳功烈,或者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只有这些劳作和故事才绵延不绝,而我的吉姆尼,它只是一个工具,就像古人的一匹马——它没有思想,它不知道对大地的感恩。

  农耕文明面临转型,怀揣乡愁寻找家园

  记者:时下有一句流行语:一线城市容不下肉身,三四线城市容不下灵魂。似乎不论是谁,都是生活在别处的异乡人,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都市群体常有的灵与肉的分裂感,乡间的乡亲父老会有么?

  杨村:灵与肉,从来就统一并对立着。统一在于它们融于一体,对立在于这个肉身所产生的各种欲望、意念、认识、比较,然后对自身的质疑。好像周作人说过,知识越多越苦闷。深入一点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灵肉分裂感。鲁迅似乎也在哪里说过这种意思,村夫野老也都明白其丰收和富裕,也会聚在一起坐而论道。我想,乡亲父老的论道,其话题实际上并没有离开丰收和富庶,他们更多关注自己的生存问题,他们的灵魂没有离开土地。知识分子,也许更多关注人类精神问题。在灵与肉的分裂阵痛中,乡村父老承受更多的是肉身之痛,而知识分子承受更多的是灵魂之痛。

  记者:有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从农村走到城市的人,在都市里会是异乡人。等回到家乡,发现自己依然是异乡人。城市、乡村两边都不是家园。您有这种感受么?

  杨村:离开乡村多年之后,回到乡村,倍感亲切。然而,许多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乡村也不是原来的乡村。亲切是你的乡土情怀,但乡村并不一定容留你。乡村有固定的自我,包括财富、山地、林木、田园……以户为单元界定,一具体化就牵涉利益。你成了乡村的过客,严格来说,没有永久居留权。那个乡村的你,已经走向远方。回归只是一种情结,是灵魂归依,肉身却早已远遁。而在城市奔走,人心飘浮,没有根。根在乡村,那里有自己的血缘奔流,却已无肉身的安放之地。这成了心灵的磨难!

  记者:您长期在乡村行走,怎么理解现在提倡的乡村振兴战略?

  杨村:我觉得,振兴乡村,除了为乡村做好基础设施建设,让乡村因地制宜谋求发展、富足以外,还要强化文化建设,不是挂在墙上的,讲在会上的,而是要植根于乡村的广大土地上,重构乡村文化系统,重树礼义廉耻之风,让乡村的诚信、友善、纯朴、礼俗回归,如此,乡村的富裕才健康美丽!

  文学传统在乡村断裂,渴望回归乡土

  记者:您认为,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曾支撑着各民族的精神高地,当下却不再如之前那样受年轻人的喜爱和尊重,丰富的文学遗产无人继承,这种现象您有感受吗?

  杨村:文学,大一点说,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建构,它应该有贴着乡土的光芒,照耀乡村行走。然而,工业文明的推进,乡村的目光早已滑向城市,人们追求的物质财富,是最现实的目标。一些孩子从中学读到大学,原本播下一颗文学种子,满怀收成指望,然而一踏入世俗生活,实际的功利顷刻来袭,文学的火热追求就此泯灭。

  说实话,我很多时候都不会大张旗鼓地怂恿青年去对文学狂热追求,我害怕耽误他们的青春芳华。以文学作为乡土的职业,这个时代还没有给它留下辽阔的背景。

  记者:在基层坚持写作,难么?有出路么?

  杨村:很难。在基层写作,已是边缘化的边缘状态,它远离话语中心,找不到关怀平台,被乡村所漠视。在基层坚持写作,必须要求自己内心强大,在很多时刻抛却功利目的,或者说在内心必须独立特行,保留几分对潮流的不配合,甚至批判态度,允许自己在乡村的从容穿越。好在于个体写作,终其目标也不在乎有没有出路,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我驾着吉姆尼上路,我事先并不明确去向何处,而只是驶向广阔的乡野,然后进行乡村访问,不拘一格,自由,随意。我没有为了积累写作素材而有意驰往,只为乡土的魅惑,我将继续于乡土上奔驰,一往无前。(郑文丰)

  作家名片

  杨村,原名杨秀平,1963年生于贵州省剑河县。曾在《民族文学》《山花》《散文选刊》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散文100余万字。结集出版小说集《爱情离我们有多远》、散文集《让我们顺水漂流》《两个人的乡村——作家通信》(合著),有专著《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丛书·苗族》。现为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黔东南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剑河县文联主席。

[责任编辑:崔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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