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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啊

2018-05-16 15:43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8-05-16 15:43:04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石依诺

  作者:丁雨

  到西藏去!这似乎是厌倦了都市庸碌生活的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向往。西藏,它是大地离天最近的地方,它有绵延起伏的洁白雪山,它有庄重雄伟的布达拉宫,它有神秘莫测的宗教,它有淳朴虔诚的人民……这一切,似乎都能唤起人们纯净、圣洁的感觉。似乎踏上西藏土地,灵魂在浊世中沾染的浮尘便会被尽数涤荡,回归最初的纯洁。

  高原路漫漫,朝九晚五的我们大概很难说走就走。幸运的是,今年在首都博物馆,众多西藏文物沿天路款款而来。在精心布置的展厅中,世界屋脊之上的文明图卷徐徐展开。

  天路初音

  步入展厅,在头一个展柜中,便可见到造型独特的双体陶罐(图1)。它提示着人们,从文化源头开始,西藏文明便有独特的面貌。这件双体陶罐是距今5000年左右生活在西藏昌都卡若居民的创造。在那遥远的时代,卡若居民不仅留下了双体陶罐,还留下了丰富的骨器、石器、动植物遗存和其他遗迹,为今天的考古学家们侦破他们的真实渊源提供了线索。实际上,卡若文化的遗存并不单纯,不少陶器的器形、纹饰和图案,乃至遗址中所见的房屋遗迹形态,均与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相似之处,而出土植物遗存中的粟米,也从生业经济的角度证明了藏区与黄河流域的联系。卡若遗址呈现的物质文化面貌,既充满当地特色,又透露着外来文化的影子,证明着这片雪原虽然道途艰险,却自古通达。

  卡若遗址并非史前藏区寂寞的存在,拉萨北郊的曲贡遗址与之并肩闪耀,构成了藏区另一支内涵丰富的史前文化。展览中来自曲贡遗址的陶塑猴面形象简洁而乖萌(图2),自然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在藏族众多的神话传说之中,猕猴是藏人的祖先,它与罗刹女结合,子孙繁衍而成藏族。实际上,猕猴传说并非仅仅存在于藏区,横断山区的众多民族均存在类似传说。在这一语境下,曲贡遗址猴面陶塑的形象恐怕并非偶然为之,在它身上,不仅可能寄托着早期西藏居民的精神与信仰,还可能隐藏着史前人群跋山涉水的相逢与交融。静立于陶塑的猴面宛如历史的面具,在灯光之下,它似乎欲说还休。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物上所能见到的天路便不止一个方向。曲贡遗址的晚期墓葬中出土有一件带柄铜镜(图3),据推测年代约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颇为特殊。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自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以来,铜镜数量甚多、类型丰富、分布广泛,然而带柄者却要到唐宋时期才流行开来,此前极为少见。从世界范围来看,古代铜镜实际分为两大系统,一类为东亚圆板具钮镜系统,一类为流行于西亚、近东和中亚带柄镜系统。曲贡墓地的这件带柄铜镜当属后者。带柄铜镜究竟是“藏产货”还是“进口货”,尚有争议,但它的发现至少意味着,早在公元前7-2世纪,便有那么一条可能曲折可能坎坷可能迂回的路,足以让拉萨眺望“西天”的云彩。

  天路通达

  史前时代之后,吐蕃诞生之前,西藏地区部落并起,其中,阿里地区的象雄部落一度风骚独领。苯教、藏文、转神山、拜神湖,这些今日藏民标志性的文化要素,都能从象雄部落找到源头。越古老的历史,便留给人们越模糊的想象。而展柜中的黄金面具(图4)、众多黄金制品、最早的“天珠”(图5)和“王侯”汉字织锦(图6),则揭开了象雄面纱的一角,让散乱的想象定焦于奢华的光亮,而这抹光亮里隐约透露着复合的色彩。

  文献中青藏高原诸部落以黄金为贵,阿里地区出土的黄金制品的制作技法与形态,却与同时期匈奴、鲜卑系统的金银制品异曲同工。不止如此,类似的黄金面具,在新疆、尼泊尔等地亦有同款。被藏民视作从天而降的神物“天珠”,却出现在格萨尔王战败大食国后的战利品名单中,暗示着它在西亚、中亚的老家。至于书写着“王侯”的织锦,它最著名的亲戚,大概是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汉字本身就昭示了它们的故乡。种种物证串联起来,象雄部落的开放、“国际化”与高原天路的畅通跃然眼前。

  象雄部落势力强大,但笑到最后的却是缘起于藏南河谷的雅砻部落。这支部落以“蕃”为自称,在近千年的时间里逐渐壮大。至7世纪时,一位杰出的领袖松赞干布横空出世,率领部落征服了象雄和苏毗等部落,统一了青藏高原。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吐蕃王朝。对象雄的征服,让吐蕃获得了由西面、西南通向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一带)、天竺的通道。高原的统一,也让松赞干布成为亚洲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这些战果为西藏带来了美丽的意外——佛教。

  天路佛光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之时,佛教徒在自己的老家印度正日益受到印度教的排挤。不少僧侣不堪其苦,便翻越雪山,一路向东,来到藏区传教。吐蕃宫廷对佛教颇为欢迎,在松赞干布迎娶邻国公主之后尤甚。

  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之后,风头正健。他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极为重视,以和亲的方式与多个邻邦建立友好关系,先是与泥婆罗(今尼泊尔)联姻,娶尺尊公主。尺尊公主信奉佛教,因此从泥婆罗带来了不动佛像和弥勒菩萨像。此后,松赞干布又与大唐往来,向唐太宗求亲,以七十三岁之高龄迎娶十八岁的大唐文成公主。文成公主虽非唐太宗亲生,是宗室女,但入藏之后,千百年来,却被藏族视为非同一般的英雄人物,深受尊崇。一来,和亲来之不易,松赞干布多次求亲,屡遭拒绝,一怒之下,接连击败“据传”从中作梗的吐谷浑,又与唐军干了几仗,方才获允和亲。为娶亲付出的代价甚高,自然令人倍加珍视。二来,唐蕃之路难行,文成公主入藏历时三年,而文成公主本身亦信佛教,她为吐蕃带来了释迦牟尼佛像和汉地佛教经典,这后来也成了藏传佛教发展的一大基石。三来,文成公主入藏后9年,松赞干布便去世了,文成公主又在青藏生活了22年,为唐蕃交流和佛教传播付出甚多。这样一位年轻的女子,长途跋涉于艰险的天路,承担起国家的使命,这番功绩,历经千年,仍能让人衷心感佩。

  松赞干布在两位贤妻的辅助下,于佛教藏传有奠基之功。据说大昭寺、小昭寺和拉萨周围的众多小寺,便为松赞干布夫妇所建,而众多佛典也是在松赞干布统治期间开始被翻译为藏文。正因如此,松赞干布被后世视作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两位公主被视为度母转生(图7)。所谓度母,是观音菩萨的女性化身,藏语亦称之为“卓玛”。

  不过,青藏高原一带原本信奉苯教,佛教就算获得了最高统治者赞普的支持,其传播也绝非一帆风顺。传说在修建大昭寺时,白天筑造,晚上建筑就会被苯教人士破坏。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政权仍多掌握于信奉苯教的贵族之手,在8世纪初,甚至一度爆发了禁佛运动。755年,赤德祖赞与唐金城公主之子赤松德赞即位,在他成年掌握政权之后,为摆脱贵族控制,寻求支持,转向佛教,废除禁佛令,开始在整个藏区推行佛教。同时,他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弘法,建立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齐全的寺庙桑耶寺。面对藏区佛教与苯教的严峻冲突,莲花生大师四两拨千斤,将大量苯教神祇、仪式吸纳入佛教系统,实现了佛教的本土化、通俗化,化解了众多矛盾,减少了佛教传播的阻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赤松德赞之后,佛教在高原迅速传播,直至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上台,再次因瘟疫和政治宗教斗争,采取灭佛政策。至此,西藏佛教的“前弘期”结束。而青藏高原也因为842年朗达玛的遇刺陷入混乱内战之中。一百多年的混乱,让民众不堪其苦,社会稍有安定,各地便出现了恢复佛教的呼声。于是,拉萨地区的贵族前往今青海一带求法,阿里地区一带的王室前往印度地区求法。1042年印度名僧阿底峡大师(图8)受邀入藏,先后在阿里、拉萨一带传法,这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标志性事件。

  阿底峡原为王子,入藏前曾在唐僧取经的那烂陀寺担任主持,佛法精深。在其入藏之前,佛教虽已有所复兴,但佛教徒内部争论不休,对经典颇有误解。阿底峡在阿里地区时,撰写藏传佛教名著《菩提道灯论》,强调修持佛法当有次第,当以经典为规范。在阿底峡看来,藏区既不缺乏饱学之士,亦不乏经典,所缺者,唯戒律而已。阿底峡入藏的最大贡献,便是将当时的佛教教理系统化,并使得佛教徒的修持规范化。而他本人也因在藏区的弘法贡献被人称为“第二佛陀”。

  阿底峡在阿里传教三年后,原想返回印度,不过禁不住来自拉萨地区的佛教徒们仲敦巴等人的诚心恳求,于是便又赴拉萨一带弘法,直至逝世。此后,仲敦巴于1057年建立热振寺,形成了藏传佛教中的噶当派。噶当派继承阿底峡衣钵,以尊崇经典、严奉戒律而著称。

  实际上,由于吐蕃衰亡之后,各地分裂,不同地区互不统属。而佛教复兴之后与各地领主合作,形成了众多各自为营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这一基础之上,滋生出众多的佛教派别。先后崛起的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与噶当派合称藏传佛教的五大支派。而各支派下,又有分派,如噶举派一派便有“四大八小”支派。教派竞立之势愈演愈烈,至12世纪达到高潮。直到13世纪时,蒙古大军沿天路而来,为高原带来了新的变化。

  天路精英

  13世纪,成吉思汗的子孙在欧亚大陆纵横驰骋,雄心勃勃的黄金家族并未忘记吐蕃故地。窝阔台汗在位期间,命其次子阔端着手经营西藏地区。阔端领兵驻扎凉州,派遣部将多达率兵直抵拉萨东北一带。多达入藏后随即北撤,向阔端报告西藏各教派的情况,并建议阔端选择当地的宗教领袖合作,共同管理西藏地区。在具体的合作人选方面,多达认为,噶当派寺庙最多,噶举派占地最广,但是萨迦派的班智达学富五明。

  所谓“五明”,是指藏族佛教中的学问,“明”即学问、知识之意。五明有大五明、小五明之分。大五明包括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分别指文学、工艺(图9)、医学、逻辑、佛学等学问。小五明则是指修辞、辞藻、韵律、戏剧和历算。展览中所见的医学唐卡(图10),既是对“医方明”所达深度的说明,亦是分管绘画的“工巧明”水平的体现。“唐卡”一词源于藏语,意为平面画,是藏传佛教中最为常见的艺术品。

  精通五明之人,方能被称为“班智达”——这个词来自于梵文,意即“博学的”“智慧的”。萨迦派的这位班智达,是西藏第一位班智达,精通佛法。阔端最终便决定与他合作。1244年,时年63岁的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还带上了自己的两个侄儿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经过两年跋涉,面见阔端会谈之后,萨迦班智达撰写了著名的《致蕃人书》,信中详述了归顺与否的利害关系,号召西藏各派归顺朝廷。西藏自此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

  班智达带去的两个孩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后来成了西藏僧俗两界的顶梁柱石。八思巴奉召随侍忽必烈,因才华出众,先被封为国师,后又加封“帝师”,领衔宣政院,成为掌管西藏行政事务的地方领袖,更成为整个元帝国佛教的首脑。八思巴上任后为西藏的发展,乃至帝国的稳定殚精竭虑。他按当时的实际势力将西藏划分为十三万户,并调查人口,加强了对西藏的行政管理;主持大修驿道,方便了西藏与朝廷的沟通。此外,他还为元帝国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文”。恰那多吉则深受阔端宠爱,受命修习蒙古语言习俗。忽必烈即位后,将阔端之女许配给恰那多吉,并封之为白兰王,任“藏地三区法官”。萨迦派由此成为西藏居于领导地位的教派,帝师辈出,显赫一时。当初一老二小在西藏内忧外困之际毅然上路、踽踽独行,而当初路上的这番落寞,结束了西藏几百年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让西藏融入了蒙元帝国,也让内地重新认识了西藏(图11)。

  元末明初,萨迦派在政治上日渐失势,西藏出现了另一位佛教大师宗喀巴。他创立的格鲁派,成为现在西藏人数最多、影响最深、规模最大的教派。明初永乐帝邀请西藏佛教领袖人物进京,宗喀巴派自己的大弟子释迦也失前往,释迦也失获封“西天佛子”,后又获封“大慈法王”。格鲁派由此获得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影响力大大增强。元明清三代,从屡封帝师、法王到金瓶掣签,中原之风频拂西藏,从掌理释教到藏传佛教东传,西藏的僧俗领袖直达元明清三代首脑,藏传佛教寺庙遍布京畿,声闻神州。雪域之路,自古艰险,然而既然已“和同为一家”,高原上下两端的杰出人物们,便不避险阻,一再踏上这条天路。

  展厅核心堆砌出雪白的建筑模型,意在模仿西藏的标志布达拉宫,似乎又是在呼应人们对于雪域气质的想象。在被模型分割的空间中,一件件文物透露着西藏的一张张侧脸,一重重光彩讲述着西藏的一件件往事。那片看似与世隔绝的纯净之所,从不曾孤僻地存在过。从远古第一抔土的塑造开始,创造着这片净土文明的人们便从未停下往来奔忙的步伐。一条条前人踏出的天路,指引着它粗壮根系、蜿蜒源流的方向。沿着天路,千百年源源不断的奔流与积累,荟萃成今日净土的光芒;沿着天路,千百年生生不息的穿行与成长,让这片净土的光芒散发出阵阵檀香。

[责任编辑:石依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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