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编年史,宛如昂扬的生命体

2018-06-03 09:25 来源:解放日报 
2018-06-03 09:25:45来源:解放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刘昀昀

  作者:文扬

  书摘

  政事堂外的庭院中,守了三天两夜的车英在晨光下边踢腿边打哈欠,打着打着,一下子瘫倒在地上睡着了,长剑压在身下,却照样鼾声大作。荧玉提着棉布包裹的陶罐和小竹篮轻盈走来,发现车英横卧在地,呼噜连声,摇头一笑,绕过车英,来到政事堂大厅,看见里间的大书房门掩着,便轻手轻脚趴到门格上向里张望。

  房内,秦孝公与卫鞅各自包着一块毛毡斜倚在墙上,中间地毡上铺着一张大图,面前长几上杯盘散乱,二人都是眼睛发红,面色发青,神情却是激越兴奋,毫无倦意。荧玉知道二哥脾气,不敢贸然闯进,便悄悄站立偷听,寻觅进去的机会。只听屋内传来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道:“强兵之本,在激赏于民。劳而无功,战而无赏,必生异心。我在山河里听到老秦人民歌:‘有功无赏,有田无耕,有荒无救,有年无成。’民生怨心,何以强兵?是以要奖励耕战,激赏强兵!”孝公插话道:“别急别急,你将那民歌再念一遍。”沙哑声音道:“我唱给君上听吧。”说着咳嗽一声,低低唱了起来,悠扬悲凉的歌声飞出门外:“七月流火,过我山陵。女儿耕织,男儿做兵。有功无赏,有田无耕。有荒无救,有年无成。悠悠上天,忘我苍生。”

  歌声之后,屋内良久沉寂……荧玉被歌儿深深打动,不禁热泪盈眶。只听二哥沉重的一声叹息与低低的哽咽拭泪之声。沙哑声音道:“君上何忧?但有变法雄心,君上将无愧于秦国民众,无愧于祖宗社稷。”二哥坚定深沉的声音道:“嬴渠梁决意变法,请先生为我承担大任。”沙哑声音道:“君上信鞅,鞅万死不辞。然则变法愈深彻,道路愈艰险。鞅悉心推究过列国变法,以为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不知君上能做到否?”

  “先生但讲。”

  “其一,有一批竭诚拥戴变法之士,居于枢要职位。否则,法无伸张,令无推行,行之朝野,便成强弩之末。”

  “此点但请先生放心。嬴渠梁当全力为先生罗织力量。”

  “其二,真法不避权贵。新法一旦推行,举国唯法是从。即或宫室宗亲,违法亦与庶民同罪。此点,庸常之君断难做到。”

  “此点在嬴渠梁倒非难事。但讲第三。”

  “其三,国君对变法主政大臣须深信不疑,不受挑拨,不受离间。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春秋以来三百余年,凡新政变法失败者,无一不是君臣生疑。若无生死知遇,变法断难成功。”

  此时,风儿将门无声地吹开,荧玉悄然走进,站在了二人身后。

  秦孝公长嘘一声:“强秦,是我的毕生大梦。为了这个梦,嬴渠梁九死而无悔,万难不足以扰我心!三百年以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终我之世,绝不负君!”

  卫鞅眼中湿润:“公如青山,鞅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负秦!”

  两人四手,紧紧相握。中间忽然伸出两爵热气蒸腾的米酒,荧玉含泪笑道:“热酒赤心,天地为证。”秦孝公爽朗大笑:“说得好!小妹来得正是时候,来,干!”卫鞅接过一爵笑道:“为了秦国强大,干!”

  两爵锵然相碰,各自痛饮而尽。

  鲁迅曾说:“三国宜于做小说,而春秋战国不宜做小说。”原因在于战国时代有大量的典籍资料,有无数令人难以割舍的故事,很难理出一个成体系的故事框架。但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做到了,只是,作者为它付出了16年时间。

  是什么吸引了作者甘坐冷板凳?又是什么吸引了读者捧读10年?因为秦那个时代所拥有的强大活力和创新力,所具有的昂扬的生存精神,所创造的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

  时值《大秦帝国》全套出版10周年之际,“中信·大方”特别推出套书第一部《大秦帝国·黑色裂变》,讲述的是秦从弱走强的伟大转折,也是秦最终能统一天下的最关键时期。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商鞅变法,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商鞅变法的背景、改革难在哪里、新法又新在哪里?改革背后的秦孝公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商鞅要用生命去护法?为什么彼时仅20多岁的年轻人,追求理想和信仰可以那么热烈与毫无保留?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撰文阐发:今天的我们,从大秦帝国的精神和气势中继承什么?

  历史解读的特别模式

  似乎发生了一个默契:读者进入作者的文字之后,双方就自动形成了一个关于历史解读的特别模式:作者放纵自己的想象,读者飞扬各自的理解,好像一场化装舞会,书中的古人一个个从文字中飘出来,跃入今人精神世界的旋律当中。

  战国、大秦、士子、将军……几个很普通的字词,在最近10年里,已经由于孙皓晖的小说及同名电视剧,乃至大量的相关书评、影评、学术讨论与观点争鸣,而具有了相当不同的含义。

  历史小说当然是讲历史,但孙皓晖通过《大秦帝国》这部长篇小说所表达的,早已不是秦国编年史这么简单了。他刻意要用他的文字,让读者触碰到一个蓬勃昂扬的生命体,不仅触碰到,而且被其强光射到,被其高温燃到,被其气旋击到。

  小说中的很多故事情节,“不见任何经传”,对此作者公开说明,读者也心领神会。但这并不影响该书的畅销和读者的热捧。似乎发生了一个默契:读者进入作者的文字之后,双方就自动形成了一个关于历史解读的特别模式:作者放纵自己的想象,读者飞扬各自的理解,好像一场化装舞会,书中的古人一个个从文字中飘出来,跃入今人精神世界的旋律当中。

  也许正是受此鼓舞,在该书出版10年后,中信又特别推出套书第一部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该书责任编辑在《手记》中写道:“对于这部书的形态,我们是有过强烈的争议的。近85万字的小说,原来只出过16开的两卷本和三卷本,这次32开的精装只出一本。反对的人认为书太厚了会很重,我们当然选了顺纹轻型纸,让书本身重量可以让人接受且可以完美摊开,但我们要保持那份厚重的气势。坚持做成一本,而不是分卷,是因为那样才能体现气势:大秦的精神和气势不能丢。”

  “大秦的精神和气势不能丢”,正是厚厚一本《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终极的表达。

  深层的文明史意义

  大秦是什么?若仅仅把它看作是横扫六国的一个强国,还是低估它了,而把它看作是定居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文明冲突”历史的优胜者,才能认识到它深层的文明史意义。

  这也意味着,大秦的精神和气势,不仅在中华历史2500年中延续,同时也彰显于世界历史2500年。

  那么,大秦的精神和气势究竟是什么?

  战国和大秦,这几百年的历史,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意义,这是一个至今仍需要探讨的问题。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一书从秦献公战场受伤去世讲起,21岁的嬴渠梁继任后决意变法强国,年轻的法家士子卫鞅入秦,以法家之论说服秦孝公,徙木立信,刑及公室,秦国大振。列国混战,魏国骤衰,秦国收复河西,卫鞅受封商君。孝公病逝,嬴驷即位,世族趁机反扑,商鞅以身护法……

  “骤然间天地迸裂,天空中炸雷滚滚,暴雪白茫茫连天涌下。五头怪牛吼叫连连,奋力狂奔,厚厚的雪地上洒下了猩红的热血。冬雷炸响,一道电光裂破长空,接着一声巨响,怪诞的刑台燃起了熊熊大火!刑场陷入茫茫雪雾之中……”作者以车裂商鞅的行刑场景给了本部一个惊心动魄的结尾。而编辑也甚为用心,在非常夸张地留出整整一个空白页之后,又赫然排出八个字:“商君虽死,秦法犹存”。

  作者尽力了,商君之死,天地为之迸裂;编辑也尽力了,秦法之存,今天还在述说。

  的确,秦国崛起和商鞅变法,是说不完的。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回头再看,意义反而更加凸显。

  首先,从大一统国家这个方面来讲,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大一统传统、现代化国家传统,追根溯源,即自秦国的商鞅变法开始。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将现代化国家定义为非人格化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的出现,那么这恰恰就是商鞅所做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治家像公元前4世纪的嬴渠梁和卫鞅那样,在人类政治文明如此之早的阶段(不是近代早期),在秦国这样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里(不是希腊城邦),进行了影响如此深远、意义如此重大的“现代化”变法。

  第二,如果在更广阔的文明冲突和融合的背景中看,秦国和商鞅变法还具有更深层的意义,而这一点实际上被很多人忽略了。

  众所周知,五千年中华文明,并非是在单一地理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原定居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在很多时期,如南北朝、晚唐、五代、蒙元和清朝,实际上是草原游牧文明压倒了中原定居文明,北方征服者入主中原并变身为中华正朔。

  但历史见证,虽然每一次都是草原征服者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在文化上又反被中原文明所征服,并逐渐消融到了“中华民族”这个大集体当中。之所以发生这个现象,追根溯源,并不是因为中原文化柔弱胜刚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战国和秦汉几百年为中原文明打下了一个强者文化的坚实基础。

  赵武灵王在“胡服骑射”大改革之后,完胜匈奴,“驱敌千里”。秦始皇时期的蒙恬、汉武帝时期的卫青、霍去病,也取得过更大的反击匈奴胜利。这些在世界历史上堪称奇迹。普遍来讲,游牧文明战胜定居文明是铁律,少有例外,无论是古埃及还是古印度,也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当北方游牧文明进入强盛期并南下扩张时,没有哪个定居文明能够阻挡得住,结果注定都是被征服、被占领,甚至被同化。

  在这样一个文明历史的比较中再看商鞅和大秦,人们会认识到,实际上正是秦国,这个僻在雍州、长期杂处于戎狄之间的边陲国家,天命注定是要完成“六王毕,四海一”统一大业的。因为在战国七雄中,它既承继了定居文明的典章制度,又保持了草原文明的洪荒野性,既发挥了定居文明的生产力,又获得了草原文明的军事力,先天地具有混合文明的优势。而商鞅的“农战”国策不是别的,正是让农业定居文明拥有一流战争能力、将定居文明的生产力与军事力整合在一起、使之能够抵御乃至胜过草原文明的不二路径。

  秦末大乱之后最终汉承秦制,经过汉武帝的文韬武略,到汉宣帝时,“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大漠南北的蒙古高原和西域诸国全部臣服于汉朝,中华的国势达至极盛。追溯下来,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自秦国商鞅变法开始、历时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定居文明崛起之路。其间两种文明冲突不断,迭有攻防,互有胜败,但最终是中原定居文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如此来看,大秦是什么?若仅仅把它看作是横扫六国的一个强国,还是低估它了,而把它看作是定居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文明冲突”历史的优胜者,才能认识到它深层的文明史意义。这也意味着,大秦的精神和气势,不仅在中华历史2500年中延续,同时也彰显于世界历史2500年。

  融合贯通的大格局

  今天的我们,从大秦帝国的精神和气势中可以继承什么?

  这部书把一个沉甸甸的答案放到了我们手上。

  今天的我们,从大秦帝国的精神和气势中可以继承什么?

  凡事盛极而衰,中原定居文明在汉宣帝时期达到的历史高度,此后再也没有达到过。西晋八王之乱之后,五胡乱华,草原文明取得了对于中原文明的压倒性优势,后者从此丧失了亚洲大陆军事力中心的地位,被迫退守江淮,偏安南方。

  南方不是北方,江淮不是关中,中原文明的中心大幅度南移,草原文明军事优势的长期确立,大大改变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走向和演变过程。西汉之后,中原对于草原的反击,除了东晋“南朝第一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那一次北灭后秦,再也没有了像样的胜利,只有一次又一次的称臣纳贡和国难国耻。

  从大秦虎狼之师的“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到江南文人墨客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1000多年的时间,足以让中华文明的品性大大改变。北宋与辽国的边界在河北霸州、雄州一带,南宋与金国的边界则退到了淮河一线,虽然还有华夷之辨、正逆之争,但长城早已看不见了。

  蒙元灭南宋,是草原文明达到的一个历史巅峰,压倒性的军事胜利令中原文明萎缩为单纯的生产基地和文化中心,被逼到了背水一战的绝境。朱元璋的大明朝,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原文明在蒙元野蛮征服下的一次野蛮复兴,再次吸收了草原的野性,再次收复了长城,但却没有更多的力量冲击西汉的历史巅峰了。

  明成祖利用了北元的内部分裂,15年里五次亲征,北伐蒙古,尽管也曾刻石“瀚海为镡,天山为锷”,迫使瓦剌和鞑靼称臣,但气势已难比秦汉。1421年,朱棣召户部尚书夏原吉问边储多寡,对曰:“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仅凭四部尚书合议反对北征这一事件,即可看出明朝北伐外强中干的衰相。

  此后,草原与中原继续对峙,胡汉分治继续上演。再过600年,历经清王朝和中华民国,直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相互融合贯通的大格局终于彻底固定了下来。(文扬)

[责任编辑:刘昀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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