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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些出人意料,农民画是上海社会记忆的民间范本

2018-06-09 09:58 来源:文汇报 
2018-06-09 09:58:45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王营

  ◆《皮影》,高金龙 1992年作,时年 47岁

  ◆ 《夏日的回忆》,梁瑞芬2017年作,现年72岁

  ◆《金秋红菱》,胡佩群2008年作,现年48岁

  《迎春》李介芸2017年作,现年68岁

  ◆《早餐》,吴巧云 2017年作,现年 67岁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 李明洁

  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至今仍然保存了农民画这种艺术种类:金山农民画和西郊农民画,并且先后被列入上海非遗名录。和蜚声海内外的金山农民画相比,西郊农民画的价值还有待被更多人发现和认识:它如何在西郊经历的城镇化发展历程中,因为描绘对象的改变而参与了城市叙事,从而成为承载上海社会记忆的一个民间范本?今天是2018“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让我们走近西郊农民画。

  2018年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是 “多彩非遗、美好生活”。农民画艳丽缤纷,以民情风俗为主要内容,与这一主题十分契合。当然,农民画入选非遗名录,在学界至今仍有讨论。但是,说它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却能得到广泛认同。农民画的作者一般都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民众,他们画身边事,抒发个人的感怀,连缀起来,某种程度上再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集体记忆。哪怕农民画在与专业辅导、市场需求、个体经验等相关因素的博弈中,可能会导致反映失真,但其记忆的本质是不变的。

  自从1988年文化部命名了35个农民画创作突出的县乡为 “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以后,很多省市县都将其所在地的农民画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的 “金山农民画”和“西郊农民画”,也先后入选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要理解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为什么会有农民画,社会记忆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而说到上海的社会记忆,经历并反映了城镇化历程的西郊农民画恐怕是一份极佳的民间范本。

  西郊在进入大都市版图的同时,西郊农民画也嵌入了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让我们看到了农民画在城市叙事中的一种可能性

  西郊,指上海市的西部郊区,主要包括原上海县、原嘉定县 (今嘉定区)、原青浦县(今青浦区)、长宁区、普陀区等。西郊农民画曾被称为 “上海县农民粉墨画” “新泾彩墨画”,后来由于行政区划,上海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区划名称,即闵行区;原属上海县的部分区域划给了长宁区,加之多数创作者所在的新泾地区位于西郊,遂更名为 “西郊农民画”。1993年,新泾镇 (当时的新泾乡)以西郊农民画申报成功,成为国家文化部命名的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2007年,西郊农民画被列入长宁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2015年被列入上海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

  上世纪90年代至今,西郊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发展历程。机缘巧合的是, “西郊农民画”申遗之初西郊尚属乡村,申遗成功后已完全融入城市血脉。 “西郊农民画班”1991年在新泾文化馆成立,开展农民画创作;2009年以后上海长宁民俗文化中心和新泾镇政府都组织了专门的创作培训班,这些举措保证了西郊农民画创作的持续性,而这近三十年也正是西郊的城镇化从起步到完成的时期。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有老中青几代传承有序的作者队伍,对这一上海城市近郊城镇化的演变过程及所伴随的乡民市民化的心路历程,进行了多代际全方位的记录。

  1990年代以前,西郊河浜纵横,是丰饶的鱼米之乡。目前西郊农民画的非遗传承人胡佩群女士原是长宁区新泾镇马桥村人,她的代表作大多取材于亲身经历,几乎每幅作品都有人物原型。她2008年创作的《金秋红菱》画的就是她出生的地方,村里的水塘、江南的菱角、头巾围兜、木桶船、生下来就打耳洞的村妇、穿红衣的勤快的胖妈妈……这是非常私人化的儿时记忆,也是被夯实了的真实存在过的上海西郊。吴巧云2017年画《早餐》时,在地铁2号线威宁路、北新泾、淞虹路等多个站点拍照取景。和她自己年轻时候大饼油条的早饭习惯不同,她看到路人行色匆匆,从早餐车上买包子和鲜榨的果汁,与市中心的摩登做派完全一样;而这几个地铁站头就是曾经的西郊。这两幅农民画,可谓上海城镇化转型的如实描绘,改革年代里百姓生活的飞速变化,连西郊人自己也是常常感慨不已的。

  上海的大都市化进程成就了西郊农民画这个难得的城镇化记忆样本。西郊在上海国际大都市极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在多数地区较为长期和渐进的城镇化过程,本需要在代际间渐次演进的社会发展及其本该历时的社会记忆得以在不同代际间共时呈现,这种电影快进式的难得实例,使得原本难以达成的全景式历史性观察得以在当下及时实现。

  对于民俗学和社会学研究而言,农民画作为图像资料,其最为重要的价值还是在于它是社会记忆的载体。一旦它不再与时代和民众共生,它的意义也就消失了。西郊在进入大都市版图的同时,西郊农民画也嵌入了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让我们看到了农民画在城市叙事中的一种可能性。

  西郊农民画不是西郊变化的纪录片,它更多体现的是西郊人在面对社会变革时所珍视的过去和所乐见的现在

  西郊农民画的制作过程繁复,要经过样稿勾图、墨线勾描、墨汁打底、样稿裱贴和上色成稿等多个步骤,一幅画的创作往往需要半年至一年左右的时间,因而难以走上市场化的旅游纪念品的快销路线。群众文艺的创作路子要培养出风格特异的民间艺术家,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斟酌。但是,西郊农民画作为一份本分的记忆样本,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感以及非常浓郁的上海风格,却是有目共睹的。

  人们在西郊农民画中能够读出上海,是因为它们所依据的个体记忆是非常具体实在的。西郊农民画的创始人高金龙原是长宁区新泾镇中新泾村人,他的作品较多聚焦原住乡村的公共生活,如生产劳作、年节礼俗、社群交往、乡村风貌等等,连缀起来看几乎就是西郊的《清明上河图》。《皮影》是他1992年的作品,西郊的皮影曾是当地流行的晚间娱乐,村民聚在一起吹拉弹唱,其乐融融,据说中间的红衣乐手就是他照着自家娘子的样子创作的。应建中本人不会纺纱织布,她画《织娘》是因为忘不了以前母亲手摇土布做的衣服和被褥,那些花样牢牢刻印在了记忆里,成为画作的背景。她是照着上海闵行一架真的纺车来画这幅画的。

  这种依据个人记忆来选题的创作形式被延续了下来,目前西郊农民画的创作团队包含不同代际和各种来源,这就保证了它可以在画面上跟随西郊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与时共进地展现方方面面的上海风情。伴随着搬迁、购房等带来的人口流动,新泾也和上海的其他城区一样,有了越来越多的迁入人口。梁瑞芬女士今年72岁,她的《夏日的回忆》,画的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她在石库门里所见的快乐童年。那个时候流行打乒乓,听到楼下叫卖光明牌赤豆棒冰,急忙放下篮子夹着钞票提上棒冰,阿爷在喝茶,阿婆在喂鸟……这样老城区的市井风情实在是太经典的上海映象。与街坊邻里的描述对应,李介芸的《迎春》是私房人家的年节情形。这幅画是相当写实的,从枇杷树、山茶花到地砖、落地窗,都和家中实景一模一样。画者自己和阿公阿婆、丈夫孩子悉数出场,活脱脱一幅画笔下的全家福。画《惊心动魄》的夏智阳只有12岁,对赛车痴迷得很,各种赛道、零件讲起来如数家珍。如果不放在西郊农民画的历史线索里去观察,他的这幅作品与普通的儿童画无异,但这恰恰说明了西郊的城镇化已经完成了代际跨越。

  若从整体上观察,不难看出,西郊农民画设色套叠而形成的立体感和造型稚拙而烘托的淳厚趣味,使其在技法和风格上都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农民画。然而,西郊农民画核心的价值,还是体现在绘画主题的选择上,尤其是对城镇化后城市民俗的描绘,在全国农民画中是非常少见的;西郊农民画的珍贵之处,也就在于它所揭示的城镇化历史是依旧可以被证人证实和解释的。西郊农民画不是西郊变化的纪录片,它更多体现的是西郊人在面对社会变革时所珍视的过去和所乐见的现在。因此,若论西郊农民画的非遗保护,最当保护的是 “西郊人的记忆连续统”,即几代人的生活记忆和记忆承接以及可以作为证据的地方风物,其中最主要的也许就是作为记忆标本的西郊农民画。

  诚然,西郊不是外滩,不是陆家嘴,不是众人惯常想象的摩登都市地标,但她却是普通人真实生活着的上海。最近几十年西郊所经历的,也不是按部就班的平稳发展,而是极速转型的时空之旅。西郊农民画一直以来以朴素的写实,直面个体记忆和时代变革,是非常时代、非常上海的图像文献。

[责任编辑:王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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