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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井荷风:别样的抵抗

2018-06-15 10:37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8-06-15 10:37:24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崔益明

  作者:陈嫣婧

  永井荷风之避世,用的是往自己身上泼脏水的方式,从而解构虚伪的文明的“芳香”。

  《永井荷风小说精选》三种 [日]永井荷风 著 谭晶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4月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1959年,八十岁的永井荷风“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死在一条陋巷中”(吉田精一语)。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日本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用他真实的人生结局呼应了鲁迅《影的告别》中那个虚空却叛逆的“影”的形象。

  大革命时期陆续完成《野草》写作的鲁迅,屡次于文本中提到地狱、魔鬼、埋葬。很多人,甚至包括鲁迅自己,后来对这个集子的态度都十分复杂,它的悲观厌世和彻底的个人主义,以及那个始终出没其中的徘徊者与彷徨者的形象,显然与他作为一名文化斗士的个人气质是不相符的。而这种顾虑到了永井荷风这里,却好像完全不存在似的,隐居40年,不接受任何职位,没有妻儿,整日游荡在穷街陋巷,沉迷于江户风俗之中。吉田精一说他是一个“生活得如此彻底的人”,以至于在“许多成功的作品中,他那文明批评家的一面却被风俗诗人的那一边所掩盖了”。

  其实,成长在维新启蒙的余韵中,作为对日本的现代化发展有着极为敏感神经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作家,永井荷风并不一开始就是颓废的。很多专家指出,他与在他之后成名的谷崎润一郎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是一贯纯粹唯美,以美作为一切标准的作家;但在永井荷风身上,却还是能看出日本大正时期文学针砭时弊,直面社会问题的风气,这在他早期的中篇小说《地狱之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小说以家庭女教师园子的视角出发,详述早年因犯有为世俗社会所不容之道德伦理罪恶而备受唾弃的黑渊一家的遭遇,以及作为新女性的园子在参与黑渊家生活的过程中,个人境遇和思想上的重大变故。这部小说残留着浓郁的“自然主义”行文风格,无论是黑渊一家还是园子个人,作者都将他们置于整个社会环境的聚光灯下,在出世与入世,正义与罪恶,有为与无为,绝望与希望之间来回照射。随着故事的发展,黑渊老人因承受不了早年所犯之罪带来的毁灭性的负罪感,与无视道德伦理之戒的夫人双双自尽;女儿富子因受到社会打击索性抛却世俗法则,用放浪形骸的姿态对抗世人的误解。而由“局外人”身份逐渐转向“参与者”身份的园子,在目睹并亲历这一切后,终由对社会功名尚报有单纯期盼转变为放弃对现世的执念,避世而居,与富子一同决然地站在了主流社会的对立面。

  整篇小说实质上就是园子的一部心灵史,但重点却不是落在心灵的“构建”,而是“摧毁”之上。初出茅庐,对未来生活和社会现况还存有许多疑虑的园子,其自我意识的能动性表达在文本中是比较有限的,她更多的是被黑渊一家的走向所裹挟着,而黑渊家事实上又是被当时的整个社会风气所挟持的。在这一点上,文本的自然主义风格与趣味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若从园子最终的抉择来看,作者又仿佛已经埋下了一些逐步转向的种子。《地狱之花》是1902年的作品,就荷风而言仍属于少作,却已能看出些许颓废厌世的倾向。而进一步促成这种转向的,则是之后创作于1910年的中篇《隅田川》。虽然我们仍能在小说女主人公阿丝的身上看到类似于德莱塞《珍妮姑娘》里出现的女性形象,但作者在刻画少年长吉时的那份温柔,杂糅着对隅田川一带独特风物的描绘,细腻的笔触晕染着曲折的情绪,渐渐弥散出来哀伤的气氛,以及长吉最终带着绝望抛却成为大学生的美好前途,兀自沉湎于个人情感泥淖中的选择,已然明显地表现出其唯美而颓废的审美倾向来。

  此后,随着永井荷风创作技艺的不断成熟,终于成就其独树一帜的唯美风格,小说《梅雨时节》《濹东绮谭》就是其中代表。荷风成熟期的作品有两个重要特征:绮丽与复古。特别是后者,在《濹东绮谭》的《作者赘言》一章中,荷风就点明“濹”字本是隅田川别称,乃江户后期幕府儒官林述斋自造。另于开篇处提到明治三十年时流行的“活动照片”,并以此引入正文。小说成于1937年,时值“七七事变”爆发之际,整个日本处在疯狂军事扩张的氛围之下,荷风却义无反顾地遁入阴翳之中,把笔触伸向那些邪恶淫靡的穷街陋巷,沉醉在艺伎的世界里,探知底层风土人情的秘密。文中说:“世道人情的微妙,在中产阶级那里荒废了,在最底层的女人们中间反而还保存着。”他相信在道德败坏的深谷中,不仅有真实和亲切的感情,还有“娇美的人情之花”和“芳香的泪水之果”,而这一切,只能在已然消失的过去中找寻。

  针对荷风的这种趣味,诗人石川啄木曾尖锐地指出其有“非爱国思想”的倾向,也就是低级趣味的世界主义。确实,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荷风早年曾游学美法,在法逗留时间虽不超过一年,却是一往情深。1908年回国后,他写就《美国的故事》和《法国的故事》两册游记,录述游历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然而,这种对异国风物的迷恋折射出来的实际上是作者对一个被“悬置”的法国的理解,而非一个处于现代文明之中的法国,这与当时受到欧洲发达资本主义文明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其他许多日本作家完全不同。而这种纯粹的对耽美的眷恋,一旦与日本江户时代的传统美学对接起来,则形成了荷风以“美”来抵抗文明世界对人性倾轧的独特思想。

  至于其是否“非爱国主义”,我们也许可以从他在日本1910年发生的“大逆事件”(即大肆逮捕虐杀本土社会主义者的事件)之后写的一篇随笔《火花》中得到某些启示。荷风写道:“迄今我在社会上所见所闻的事件中,还从来没有过像这个令人产生不可名状的厌恶之情的。我既然是个文学家,就不应当对这个思想问题保持沉默。小说家左拉不是曾经因为在德莱菲斯事件上主持正义而闻名国外吗?可是我和社会上的文学家都一言未发。不知怎的,我总觉得难以忍受良心上的痛苦。我因自己是个文学家而感到极大羞耻。从这时起,我就想不如把自己的创作降低到江户时代作家那样一种格调。”

  此文写于1919年,距离“大逆事件”已过去了将近十年,荷风却依然耿耿于怀,并将此作为他风格转向的契机之一。当然不能说这就是唯一的缘由,但既然文中提到了左拉,对比早期作品,荷风确实并非从不“爱国”。只不过他选择的是一种逆向的、避世的方法,消极地抵抗他所不认同的文明世界而已。

  避世的人历来不少,在我国古代就有陶潜与林逋这两位著名的隐士。然他们之归隐,意在杜绝邪恶的社会风气对自身的侵害,做一位“独善其身”的德行高尚之人。荷风则完全不同。他避世,是要用往自己身上泼脏水的方式来赞扬所谓的“伤风败俗,耽于淫靡”,从而解构虚伪的文明的“芳香”。这种不惜牺牲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名誉,放弃引导社会先进文化和道德准则的责任,转而通过自身的“堕落”来自我表达的方式,不仅是加藤周一所谓的完全“个人主义”式的,而且是以这种“个人主义”有力介入社会的行为。

  荷风的这种态度,显然极大影响了谷崎润一郎等后世一批唯美主义作家,同时也让人反思这一派的作品与现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将“唯美”表现到极致,同时也亲身表达对现实的参与,甚至切腹殉命的三岛由纪夫就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有这么一些作家,本着敏感而锐利的内心,他们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与现世和谐,于是选择用文字构建起一个低于现实的不够“正确”的审美世界,或为自己寻求些许缥缈的傍依,或为世人提供一个逆向的视角。从实在的生存中退却,用绝对的虚无和美来与之抗衡。也许这就是荷风最终选择了回到日本传统风俗那幽靡绮艳中去的原因吧。(陈嫣婧)

[责任编辑:崔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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