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艺术之上,是人的温度

2018-06-20 10:17 来源:文汇报 
2018-06-20 10:17:32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刘冰雅

  作者:陈佩珍

  蒋勋,是儒雅且敏感的。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还是西方的文学艺术,他都能娓娓道来。交流的过程中,他偶尔会被正对着他的窗外的绿色树叶吸引而去。他捕捉到叶子在阳光里的各种变化,这种细微的自然细节让他想到宋代马麟的画——《静听松风》。一个人坐在松树底下安静得能听到风吹动松针的声音,蒋勋觉得,这是庄子“天地有大美”的境界。

  “我现在看到的窗外树叶的绿色,是千百种不同的绿色,所以我刚刚觉得有点分神。马麟试图在墨的浓淡干湿里画出那么复杂的层次变化,我相信他有着‘天地有大美’的向往,因为那种向往,我们才能提高自己的艺术修为。”蒋勋说。

  6月9日至6月15日,“天地有大美——蒋勋的艺术人生”特别展览在上海安培洋行佳士得艺术空间举办,这是蒋勋在大陆的首次艺术展览。在这栋老建筑里,他说: “我有一个很朴素的愿望,有一天人们不只是能在画廊和高级音乐厅里感受艺术,而是在生活里也懂得听风听雨。他们懂得‘以素壁为纸,以残竹为画’。只有到那个时候,美学才真正做到‘天地有大美’。我现在一直在看窗外,一直在分析,因为那个叶子太漂亮了,绿色在光里面的变化,我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对它着迷。”

  母亲和老师

  蒋勋说话有着明显的“台湾腔”,但他的出生地是在离台湾一千多公里的西安。出生地的丰镐都城,秦阿房宫、兵马俑,汉未央宫、长乐宫,隋大兴城,唐大明宫、兴庆宫牵引着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始终怀揣一份好奇。

  他的母亲是清朝官宦家庭的独生女,祖辈是清朝的正白旗,但到他母亲那一代时家里已经没落了。即便是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蒋勋的母亲一直保持着听戏的习惯,时常在西安的城门口听瞎子讲封神榜演义的故事。“她的文化浸润在她的生活里,母亲是我美学的启蒙者。”蒋勋说。

  小时候,蒋勋喜欢围绕在母亲的身边,母亲会跟他讲一段段有趣的故事,他说自己最早的文学启蒙不是看而是听。听母亲讲《白蛇传》时,他能体会到母亲对白素贞的疼惜,对许仙找法海感到“不争气”。七夕的夜晚,母亲会为他读杜牧的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在少年时代,蒋勋从母亲说的这些故事,读的文章中大抵知道了人性是什么。

  “我常常觉得中国最精彩的文化不一定在书的阅读里,可能在民间的戏曲、诗词、评弹中,我在听这些东西时得到了文化的教养,等到我读书的时候,学习的内容和母亲讲的故事慢慢接上。苏州弹词,那个语言的能力是不得了的。我们现在把知识弄得有点死板和无趣,有时候强调‘黑格尔说’‘康德说’,我自己都有点厌烦,回不到生活本身。”蒋勋说。

  很多人“认识”蒋勋,也是从他的声音开始。他有很多音频节目,如细说红楼梦、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诗词中的真诚与感动、水墨情怀等。蒋勋解释:“音频是口语,它跟人的沟通比文字要容易,红楼梦阅读上还是有难度的,你读到里面的诗词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你讲的时候比较容易懂,因为声音有很大的安慰性。”

  母亲是他美学上的启蒙者,他在美学上的引导者则是他的中学英语老师——陈映真。蒋勋称陈映真是他在高中碰到的很难忘的老师。年轻人不爱上课,陈映真会说“没关系,我们来唱歌。”陈映真吉他弹得很好,带着学生们唱Beatles的歌。“好奇怪,不知不觉英文也就慢慢跟上了,当时陈映真老师大学刚毕业,和我们也就相差十岁左右,他是我求学过程中最活泼的老师。”蒋勋说。

  大学毕业后,蒋勋也常常去找陈映真。大三的某一天,他们约在明星咖啡屋见面,蒋勋给陈映真看他刚写的诗。以前,陈映真会跟蒋勋说一些对诗歌的意见,但那天,陈映真看蒋勋的诗看得有些“烦躁”,对蒋勋说:“你总是在写这种风花雪月的现代诗,你可不可以关心一下你生活里开计程车或者在路边摆地摊的这些人。”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在教导学生时一直很温暖又循循善诱,怎么会突然把我写的诗歌描述得这么不食人间烟火?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当时组织了马克思读书会,内心充满了忧国忧民和爱国的情感。再之后,读书会那一群人都被抓了。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去哪里,报纸新闻上也没刊登,同学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蒋勋说。

  1968年7月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产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36人,民盟成员各被判十年刑期不等,陈映真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绿岛。

  1974年,蒋勋到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留学,研究十九世纪法国自新古典主义至印象派阶段的绘画,以及研修音乐史、戏剧史、文学史、社会史等课程。再次见到陈映真是七年之后,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前三年出狱。从牢里放出来,他们还是约在明星咖啡屋见面。

  见面后,蒋勋跟陈映真说起了自己在巴黎的求学生活。蒋勋在巴黎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蒋勋说,“因为一个老师被抓,我自己读了很多书。一个人之所以能启发后来者是他行为上的端正。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他是台湾非常好的小说家。”

  陈映真从牢里放出来后,还是遭遇了几次警察进家搜书的行为。有一次,他跟太太回到家,发现家里的书都被丢在地上、书柜也被翻得一塌糊涂,他感到很难过。那时,蒋勋在东海大学美术系任系主任。蒋勋邀请陈映真来家里住几天,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陈映真拿着蒋勋的画笔画了四张画:一张蒋勋的画像,一张自己在监牢的样子,一张陈映真太太的画像,还有一张是监牢里的老鼠跑来跑去的画。

  蒋勋回到家后,看到四张画,很惊讶地对陈映真说:“老师,你会画画啊!”陈映真说,“我当时第一志愿是美术系,但被英文系录取了,于是就写小说变成了小说家。”

  “老师留下的四张画之前一直没展览,这次展览我挑选了一张他画的我。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老师的东西,我会很珍惜。有人说,‘这四张都是国宝啊,没有人知道陈映真画了四张画。’我说,我将来都会捐出来,我希望让大家知道他生命里那段很重要的历程。这次展览里,有很多是我生命里的记忆,它里面有人的温度,我还是想说,艺术对我来说,不是放在第一位的。艺术之上要有人的温度,人的部分不存在,艺术本身也就变得很作假。”蒋勋说。

  《富春山居图》和《星空》

  在这次展览的作品中,蒋勋的油画作品《纵谷之秋》仿佛能一下子把人从阳光明媚的上海带到风起云涌的池上。

  2014年秋天,蒋勋来到池上当驻村作家,这幅画是他看纵谷因地壳挤压起伏连绵的山峦云升雾卷时画下的。池上位于台湾台东县北部,是台湾东部海岸的一个有着6000多人口的小村庄。《纵谷之秋》里的这座山叫海岸山脉,每天散步的时候,蒋勋看到这座被挤压而成的山总觉得跟他平时看到的山不一样。

  “有一种被挤压的愤怒,还有一种欲望在里面翻腾,这是一个自然风景,有时候自然风景里有一种风起云涌。有一天地震,我感觉到我的身体里面有一个没有熄灭的passion,在我二十几岁在巴黎读书时曾燃烧过,当时我就想把这种感觉画出来。到现在这个年龄,我的内心已经越来越安静,可是我发现在安静的背后,那个passion始终没有熄灭。”蒋勋说。

  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和梵高的《Starry Night(星空)》是在蒋勋内心住着的两幅画。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时,蒋勋有时会驻足在《富春山居图》的后半卷——无用师卷前(前半卷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很久。

  蒋勋画画时,有两个很矛盾的东西在争执。一个是82岁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的炉火纯青,一个是梵高在画《Starry Night》的激情。“我不知道怎么去平衡,可是我很期待21世纪华人的世界中,这两个东西都不要放弃。如果只有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我们太老了,老到太世故,老到没有爱恨。可是只有梵高《Starry Night》的部分,我们又太焦虑了。这两个东西一直在我自己身上冲突和平衡,我希望在上海的外滩看到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有他激情的呐喊,也希望看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着黄公望82岁的向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同时并存,我也在探索。”蒋勋说。

  顿了顿,蒋勋接着说:“苏东坡一生都在向往一个比较高的平静,但他还是会激动起来,他听到一些不对的事情他要表达他的意见,可是静下来,他也懂得游山玩水。他有着‘儒家的进,道家的退。’中间怎么产生平衡?没有什么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什么时候让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东西多一点,什么时候让‘天地有大美、相忘于江湖’的东西多一点,在进退的分寸中有一个拿捏。”

  比起进退矛盾感的平衡,在蒋勋身上,最吸引人的还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共存。蒋勋去过很多次普罗旺斯,每次去普罗旺斯,他都会去塞尚的工作室。塞尚对物体体积感的追求和表现,为“立体派”开启了思路;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其“客观地”观察自然色彩的独特性大大区别于以往的 “理智地”或“主观地”观察自然色彩的画家。作为后期印象派的主将,从19世纪末便被推崇为“新艺术之父”。塞尚是蒋勋很喜欢的画家。

  “我觉得塞尚有个东西一直在启发我。我在池上的时候,有一天风吹起来,树在晃动,有一刻我突然很想抓到那个风。台湾东北季风来的时候,树是疯狂地晃动,我画画时,我没有想到树,我想到的是风,全部是风,那些叶子几乎都要全部被震落的感觉,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塞尚跑出来了。艺术的学习很有趣,它不是一个当下功利的目的,而是让自己储存多一点的养分,你不晓得表现主义的画家对你产生什么影响,你就是看,喜欢他们的作品,有一天那个情境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出来。部分的塞尚,部分的东方线条,让你把很多画派的东西忘掉。我很喜欢庄子说的‘忘’这个字。我们的知识都是记忆,庄子在讲忘。金庸的理解很有趣,金庸在他的小说里写一个人,学一个招数,他要到忘的时候那个招数才成熟。庄子一直在提醒我:你学来的东西有一天要忘。”蒋勋说。

  乡愁和游子

  蒋勋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写了一首《少年中国》的诗,当时他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学习。诗歌里写道:我们隔着迢遥的山河/去探望祖国的土地/你用你的足迹/我用我游子的乡愁/你对我说/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这首诗在1977年被改编成一首台湾经典民谣歌曲,由李双泽创作,“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演唱。

  这次“天地有大美——蒋勋的艺术人生”特别展览,也是蒋勋在大陆的首次艺术展览,现在的他,渴望和大陆的“少年们”对话。

  在《少年中国》之后,蒋勋又执笔写下《少年台湾》。“从《少年中国》到《少年台湾》,我都有一个心愿,我想祝福年轻的一代,老的东西我们要学,但是你学完之后要走出自己的路。陶醉在一个古老的文化里,它对你没有一点帮助。我对少年的定义是,给他鼓励,让他做出他这一代的生命力出来——今天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今天的色彩是什么样的色彩?”蒋勋说。

  有人问蒋勋,你今年70岁了,如果生命还有10年,你想做什么?蒋勋很大胆地回答:我好想去画一系列的人体。

  2010年底,蒋勋患急性心肌梗塞,送台大医院急诊,在加护病房住了好几天,接着,因为心脏缺氧肌肉局部坏死。2011年,蒋勋做了长达半年的复健。在医院里,他思考肉身,有了与美术史角度不一样的反省: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在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凝视自己的形貌?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思维自己的形貌?

  “我对身体还背负着东方人的压抑,你到西方的美术馆,会发现他们一直在画人体。在美术学院里画人体模特时,看到的身体是摆出来给人看的,这很假。我有时候对学生说,你们一直在画裸体模特,你们洗完澡后有没有在镜子里好好看自己的身体,他们说没有。我发现我们对自己身体好陌生,其实有恐惧在里面——在镜子里凝视自己,看十分钟二十分钟自己,最后会害怕。这个身体陪伴我这么久了,我对自己的身体竟然一无所知。我很想做这个功课,我们在山水里太久了,人变得很小,小到看不到表情和爱恨。”蒋勋说。

  蒋勋是敏感的,他善于捕捉生活的细节,询问自己内心的情感。对于林怀民先生的评价——“内观的思维,生活的修为”,他说:“我对于别人谈我的东西,没有特别注意。早上起床我会打坐,大概 45分钟,然后读一次《金刚经》,再出去走路。2010年心脏病发作以后,医生要求我每天要走一万步。我在淡水河边走那条河岸的路,走到我的工作室,就会静坐下来,磨墨写下我当时的感受,我不晓得那个是不是一种内观。”

  在《少年台湾》的序言中,蒋勋写道:“这个少年,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常谈起故乡福建,母亲常谈起她的故乡西安。父母都有他们的乡愁,然而,少年自己,全部的记忆都是台湾。我不为什么,写了《少年台湾》,那些长久生活在土地里人的记忆,那些声音、气味、形状、色彩、光影,这么真实,这么具体,我因此相信,也知道,岛屿天长地久,没有人可以使我沮丧或失落。”

  台北和池上

  在池上当驻村作家以来,每天清晨5点,蒋勋走出画室,沿着水圳散步,去看没有电线杆的稻田,看稻穗一天天随节气变化,拿手机拍下翻飞稻浪;有时走去大波池,拍日出晕染开的水墨山水;天空有光束洒下,手机拍不出来时,蒋勋便直接素描,再入画。

  决定出发去池上前,蒋勋对朋友说:“我发现我到这个年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没有做,就是真正把自己下放一次,我经常对辽阔大地有一种向往。后来我发现,是我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我好像离不开台北,天气热,有冷气,天气冷,有暖气。我们不知不觉在工业革命之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机器一样的人。”

  在池上,蒋勋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一次,他画画画到晚上8点钟,再出门到池上最热闹的街——中山路去吃晚餐。结果,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他敲开一家餐厅的门,餐厅的老板对他说:“蒋老师,你怎么这个点才来吃饭,我们一般下午5点吃饭,8点钟已经准备睡觉了。”

  “当时,我就觉得我在池上 6000个农民中是最没有生活能力的,我不晓得怎么去生存。在台北,我可以画到夜里12点才吃饭,可是到了农村之后,发现人们在跟着自然生活。这种自然循环,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里被遗忘了。在池上,我重新找到在我身上的自然秩序。在台湾,池上是‘落后的’,落后指医院都没有,看病的话要开车到一个小时以外的地方,可是池上却是台湾长寿人口最多的乡村。”蒋勋说。

  蒋勋在池上学到的第二件事是“土地的分享,物质的分享”。他刚到池上的时候,住在一间老宿舍中,有一天打开门,发现门口放了好多蔬菜。蒋勋问左邻右舍是谁放的?邻居告诉他:“这里每户人家都在田地里种了这些农作物,收成之后就摆放在邻居家门口。”

  蒋勋感慨地说:“我住在都市的公寓里时,跟隔壁的邻居都不怎么能说上话,我们是陌生的,甚至是防范的。在池上,几家人轮流收割一家的田,所以有一个劳动的分享和生活的分享。”

  这让蒋勋想到法国画家米勒在1857年创作的一幅布面油画《拾穗者》。这幅画描绘了农村秋季收获后,人们从地里拣拾剩余麦穗的情景,凝聚着米勒对农民生活的深刻感受。

  “这也是米勒要表达的东西:工业文明来临后农业文化留给人们什么样的遗产,你要如何珍惜。这幅画不仅仅是表面的美,而是在告诉我们土地里有一个价值:大家共有的分享。我在池上重新做起道德幼稚园的学生,从前我一直是注重知识的学习,道德的学习可能反而在退步。池上现在变成我的学校,我想起老子说的,为学日益,我现在的老师是农民。”蒋勋说。

  在蒋勋的生命里,有很多热泪盈眶的时候——当他在看梵高的画时,他看到了一个纯粹的不跟世俗妥协的反抗灵魂时,他会热泪盈眶;当他在电影里看到皮娜·鲍什用舞者优美的身体一遍又一遍地撞击墙壁时,他会热泪盈眶。

  蒋勋说:“我很少让人看到我在撞墙时候的难堪狼狈,我最后总是从容优雅地出来,但是我知道我的人生常常在撞墙。情感上、创作上不如意时候的撞墙,皮娜·鲍什把这个转换成动作,来讲人生,你会觉得那是生命最美的绽放,爱恨到了极致之后,你才会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平静。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是很难变成82岁的黄公望,皮娜·鲍什给我很大的解放是‘生命就是巨大的狂喜大痛之后才有一些什么东西’。”

  仿佛看到,蒋勋在池上的工作室里画完画平静地走回家,天色舒齐地暗下来。(陈佩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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