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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2018-06-23 09:00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8-06-23 09:00:47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刘朝

  作者:孙立川

  6月8日,著名老作家刘以鬯在香港去世,享年100岁。他被誉为香港“本土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大师”,其作品奠定上世纪香港文学的价值与地位。昨天,香港各界人士参加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的刘老出殡仪式和追思会。本文作者孙立川先生为香港天地图书总编辑,与刘老有几十年的密切交往,相知较深,昨日追思会的挂幅“文灯不灭”就由他所撰,体现香港各界朋友对刘老先生的崇敬、缅怀。本版特刊发孙立川先生新近完成的“寻屋记”,以此表达我们对刘老的悼念之情。

  北角早就没有《酒徒》所说的“霞飞路的情调”了

  1949年是中国当代史一个分水岭式的纪年,大批上海商人、国民党政要、电影家、作家及各式人等从水路、空路、陆路蜂拥而南来香港。而据港大学者郑宏泰所撰《香港棉纺世家:识变、应变和求变》,很多上海的企业家、商业巨子并不是1948年以后才一窝蜂而来的,早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久,就有不少纺织家族巨贾已移师香港。当然,南来的文人也有不少,如梁羽生、金庸、饶宗颐等便是1948年前后来到香港的。一批左派文化人北上参加新中国建设去了,另一批文化人却南下香港,如徐吁、曹聚仁、高旅、罗孚、金尧如、李辉英、曾敏之等,他们后来被文学研究家称为“南来作家”,跟去台湾的“渡海画家”张大千、溥心畬一样,头上都烙着个出身于大陆的印记。

  刘以鬯先生生于上海,三十岁时移居香港,以当编辑及卖文为生。他来香港后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是《天堂地狱》,整整过了十二年,他才又出版了长篇小说。这部小说1962年10月18日开始在《星岛晚报》副刊上连载,一年之后才付梓出版。《酒徒》是他的成名作,可说是他的半自传体的第一部长篇。

  笔者来香港之后,就住在北角的一个小房间中,觉得空气常常是潮湿的,因而也常常想起刘先生在《酒徒》中所说的“潮湿的记忆,现实像胶水般黏在记忆中”的句子。他在第四章中以散文的笔调将他个人经历过的时间及地方调色成一段个人的记忆,颇有点新感觉派的味道。

  在最后一段,他写道:“轮子不断地转。香港在招手。北角有霞飞路的情调。天星码头换新装,高楼大厦都有捕星之欲。受伤的感情仍须灯笼指示。方向有四个。写文章的人都在制造商品。拔兰地。将憎恶浸入拔兰地。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北角,如今是福建新移民的落脚之地,但在五十年代初,大批的上海人则以北角为首选之地。各行各业的上海人都来到香港,据出版界前辈所说,几乎所有印刷厂家的老板都是上海人,技师也是上海人。去印刷厂当学徒的,如果不懂得听上海话,会被炒鱿鱼。

  有一次与也斯兄聊天,他说北角曾是许多作家生活过的地方,金庸、刘以鬯先生等都住过,他也曾住过。然而,如今除了不少上海理发店还艰难地生存着之外,北角早就没有《酒徒》所说的“霞飞路的情调”了。但是,记忆仍存在于潮湿的空气里面。

  住家中开设"怀正出版社"

  二十多年前,因文学之缘而认识了刘以鬯先生,总觉得他永远保持着上海文化人的习惯,西装骨骨,发型整齐,钟意饮咖啡、吃西点、品尝美食,谈吐文雅,对西方文学流派及其手法十分熟悉,对内地、香港的文坛更是如数家珍。读他小说,似乎可以看出他的浓浓的上海情结。因而,我相信,该是上海孕育了他人生前三十年的文学基因,而他的家庭非富即贵。

  因编选《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系列,又与刘以鬯先生交往多了起来。有一天说到他的家教,我才知道,刘以鬯先生出身于一个英语流利的华人教师之家。他的父亲刘灏,字敬如,祖籍浙江镇海,乃是老同盟会会员,于1925年担任黄埔军校的英文老师兼蒋介石校长的英文秘书;他的大哥刘同缜则为宋美龄女士的英文秘书,直至1949年经香港移居巴西。而刘老(原名刘同绎),字昌年,194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想当年,他也是上海滩上美少年,且是运动健将。他常常提起:“我是圣约翰大学篮球代表队成员,我们常出外去与人家比赛哦!”搞不好,对头都是洋人的球队。他能身体长寿,也得益于他长期的体育运动才能吧——我忖度。

  “那时我们家就在法华区的江苏路上,离静安寺很近。抗战胜利后,我从陪都重庆回到上海,又回到我的老房子住,以后办‘怀正出版社’就在我们家楼上。那时,也常看到张爱玲他们这些作家在这一带出没的,很平常的事。”

  “那老房子还在吗?”——我问。

  这一问,就问出了下面这段寻屋的故事。

  据樊易明善教授撰著的《刘以鬯卷》第三章介绍:1946年夏,刘老的老朋友徐吁从美国回到上海,对刘以鬯先生想创办出版社的设想与计划十分赞赏,徐吁一口答应将他的长篇小说《风萧萧》(附《风萧萧》书影)交给刘以鬯出版,他甚至搬到出版社居住。

  出版社在上海大西路与忆定盘路交界处附近,门牌号码为江苏路559弄99号A、B栋。这是两幢三层一体的花园洋房,但是结构、式样完全相同,两幢相对独立,三楼有过道相连接。这两幢花园洋房是抗战以前刘以鬯的父亲专门买地为他们兄弟俩建造的。院内有假山、水池、草地,环境清幽,确实是一个读书、写作和做文化工作的好地方。

  “徐吁应刘以鬯的邀请搬到出版社,他称赞这里舒适、安静、有浓郁的文化气息,徐吁还特地把鲁迅赠给他的录李长吉诗句的一幅横条墨宝挂在客厅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诗句是‘金家香弄千轮鸣,杨雄秋宝无俗声。’在出版社的业务开展以后,经常有作家和文友们在这里聚会,他们谈创作,说出版,气氛亲切而热烈。而刘以鬯与住在这里的徐吁多次在客厅商酌出版社的事情,出版社的名称,就是他们在这里反复商量、讨论后决定的。”刘以鬯以他们家号“怀正堂”将出版社命名为“怀正文化社”,取其有浩然之气之意,徐吁也表示赞同。

  刘以鬯南来香港,怀正社人去楼空

  出版社遂在上海滩异军突起,出版了徐吁的《风萧萧》《灯尾集》等,许钦文的《风筝》、熊佛西《铁花》、刘盛亚的《水浒外传》《牛全德和红萝卜》四部创作集,丰村的《望八里家》、王西彦的《人性杀戮》、施蛰存的《待旦录》、田涛的《边外》、李健吾的《好事近》、戴望舒译作《恶之华掇英》等等。以“刘以鬯”这个笔名主编的“怀正文艺社丛书”就这样陆续出版,集结了抗战胜利后一批文学作家,成为上海滩上的一道文学风景,而发行人“刘同缜”就是刘以鬯的大哥,即这所刘宅B栋的房主。

  1948年正是南京政府风雨飘摇的年代,金圆券带来的物价飞涨使得社会动荡不安,怀正文化社也难以为继了。刘以鬯先生遂南来香港,以文为生。据他对笔者所述,父亲刘敬如先生早于1947年就逝世了。怀正社人去楼空,只留下刘以鬯先生的母亲与大哥。翌年,大哥刘同缜也带着宋美龄女士的印鉴及有关文书来到香港,将有关印信交付给蒋夫人使者之后,就携家眷移居南美,后客死于巴西(刘老的侄儿Louis Lou遵父嘱将B栋的房产权也交给了叔叔刘以鬯全权代理)。而刘老的母亲一个人留守大屋直至上海解放。当时的街道委员会代表政府对老太太说:“你一个人住这么一间大屋也甚不方便,不如我们帮你找间小一点的房子吧!”听说她先迁居去了愚园路,后来因生活上乏人照顾搬回浦东老家去住,也在那里终老了。

  而刘以鬯先生自1948年来港之后,直至1994年才第一次回沪。他与太太罗佩云女士去江苏路重访旧居,五十年弹指一挥间,上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刘先生伉俪没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了当年旧居。

  关于这次重回旧居,刘老在2002年5月9日写的《回家》一文中这样说道:在香港住了四十多年,我怀着深厚的感情重回老家。回到家门,意外地见到铁门的石柱上挂着一块学校的牌子。这是星期日,铁门关闭。我摁着门铃,一个白发看守人走来应门,睁大眼睛对我凝视片刻,用微抖的声调问:“找谁?”我说:“这是我的家。我是屋主。”我迈步朝里走去。白发看守人不加阻拦。进入旧居,见到的东西很熟悉,也很陌生。底层的出版社已变成学校的校务室;客饭厅已变成课室。我走上二楼,摸着楼梯的扶手好像紧握亲人的手,暖烘烘的。二楼的房门全部紧闭,我无法见到房内的情形。我走上三楼,虽然卧室与书房已变成课堂,我仍能从房门、钢窗与天花板上感到家的温暖。站了十几分钟,舍不得离去也不能不离去。我紧握楼梯的扶手一步一步走下熟悉的梯阶,走出旁门,走到铁门边,见到那个白发看守人,我提高嗓音说:“这是我的家。”白发看守人摇摇头,用轻细底微的声音说:“这是学校。”

  但那不仅仅是他的旧家而已,它曾经是上海上世纪40年代末一家影响颇大的文学出版社的所在地,在这个文学重镇中,曾经出版过多少中国作家的重要作品!它也是上海滩上的一所老宅子,刘家两代人都与老民国的许多往事绕在一起。

  华东师大钱虹率先探得刘家旧居

  于是,香港与内地文学界的朋友们开始了对这所上海江苏路559弄99号A、B栋“怀正文化社”旧址的探寻之旅。

  最早去查询并访查刘家故宅的是也斯先生。1989年4月初,也斯(梁秉均)还是香港大学讲师,去复旦大学参加“第四届全国台湾暨海外华人文学学术研究会”,他行前受刘以鬯先生委托,想去刘家旧居拍一些照片,恰好遇到曾于1988年底赴港时认识刘老的华东师大钱虹老师,知道她是上海人,就请她当向导。

  清明时节,他们就在绵绵春雨中去到江苏路上,却怎么也找不到559弄。问过路人甲、路人乙,方知这些弄堂几十年中已经过大整改。翌日,也斯先生离沪返港,终成遗憾。

  钱虹老师在5月中再次去踏访,这次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找到了位于江苏路563弄(559弄早被拆了)的一幢三层灰色楼房,灰墙外的一扇铁门上,挂着“长宁区第一业余中学”的牌子,一看门牌:42号,离99号还远着呢。她又找到江苏路地段房管所查询,所里的人找不到99号A、B栋的资料,猜想99号或已被拆除成为长宁区电信局的仓库了。钱虹遂又折回42号的“长宁区第一业余中学”,但因找不到学校老负责人,又一次失望而归。

  翌年10月,钱虹赴港开会,又访刘以鬯先生,细说找房经过。刘先生说:“我在上海的旧居不是两层楼而是三层楼;第二,此住宅在进弄堂的右手而非左手。”施蛰存先生也清楚记得是弄堂右侧的三层花园洋楼房。1990年末,钱虹第四次到42号,终于找到老校工,他证实这幢楼就是江苏路559弄99号A、B二座,所叙述的内容基本上与刘老的记忆吻合。刘老后来告诉我:“钱虹老师拍的照片,我也认出来了,就是当年的旧居。”事情到此似乎真相大白了。

  进入21世纪后,上海沧海桑田,浦东新区崛起,浦西也不断翻拆改造。这幢老房子还能逃脱掉被拆除的命运吗?它还有可能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家凭吊故人故事的胜迹之地吗?

  香港文学研究家黄劲辉博士在拍摄刘以鬯文学传纪纪录片《一九一八》时,曾去上海拍摄刘家旧居。我看这部纪录片时,片中的刘宅却是一座二层红砖的办公大楼。钱虹于1990年底踏勘出563弄42号是刘老真正的老房子(又经刘先生确认过)后,难道该所旧居已被改建成这样的吗?

  刘老和刘太太也同意我的怀疑,但这么多年呢,难保它不会面目全非。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我受二老之托,重寻刘老旧居,我真想搞清楚,99号、怀正文化社,这些雪泥鸿爪般的文学旧地还能遗世独立吗?

  委托上海亲人寻找

  我先委托上海亲友中热心地方文化的人士去踏访。我堂妹孙捷在她的老同学(江苏路长大的)陪伴下走过了长长的江苏路,找不到559弄。后来我寄去钱虹老师的文章,她们决定再去探查。她们用相机拍了不少照片发给我。我一眼认出那幢红砖楼就是《一九一八》纪录片指为刘先生故居的新楼——现在门牌563弄8号的紧邻。而弄堂对面有一座底层灰色、楼上二三层为红砖楼面的老房子,门牌是邻近563弄的501弄10号。

  那座红砖新楼,楼下有一石碑记载是某一公司重建此楼捐赠予江苏街道为市民服务的大楼,有好多机关牌子挂在这里,可以肯定的是,《一九一八》所拍的这所红砖楼房子并不是刘老的老房子。那么,563弄10号是什么地方呢?它的弄堂口边上有堵墙,写着“忆定村”三个字,似乎坐实了刘老所说的其所在弄堂在大西路和忆定盘路交叉处附近的说法,进弄十多米,右侧就是501弄10号,这也是一座西式老房子,三层高。

  孙捷按照老同学的提示,认为老房最有可能在标示“忆定村”不到五米远的江苏路501弄,从弄堂口往里走十来米,可见到右侧一幢红砖三层楼(门牌501弄10号),501弄的门牌有2-102号。她进内打听,知此楼现为“上海长宁区业余大学及上海市长宁区小区学院学生宿舍”,隔邻不远就是那栋红砖的“江苏路小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她问了这家业余大学宿舍门房的阿姨,阿姨回答:“这栋房子是这附近最老的一幢房子了,现归教育局管。听说这个房子的原主人是个现在海外的老人家,50年代这里曾是幼儿园。”

  这有几个重要线索与钱虹提到的刘老房子吻合:钱虹当时造访时说到刘老的旧宅已被改为“长宁市业余中学”好多年了。走廊很宽,扶手上有镂空的花纹,保留完好。孙捷发现并拍下了这个镂空的楼梯扶手。但钱虹听业余中学老门房说过,刘老的老宅已被改建,但10号的外观是红砖老宅,我因看过黄劲辉拍的纪录片中是一幢红砖楼,故从潜意识也认同10号楼最有可能是刘宅旧居。

  亲赴上海,兄妹俩再次走寻

  于是,2016年圣诞节期间,我亲自去了一趟上海。孙捷开车载我,那天上午一直下着雨,这又使我想起刘老《酒徒》里那句“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还想起钱虹与也斯第一次去找寻刘宅时也碰上了细雨蒙蒙的日子。

  我们兄妹俩在方圆百米内到处走寻,先否决了长宁小区服务那幢红楼,它建于21世纪,够不上老房子资格。再去501弄10号走访,门房没人,只好作罢。四处转转,无意之中看到邻近有“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西区电信局”的牌子,里面有一栋三层楼,但大门紧锁,只好顺手拍来。于是,我又想把周边建筑做一个考察,用“排除法”找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刘宅或它的旧址所在地。

  去年6月,杨克林与上海一位文友高达先生来访,我趁机将这些照片向他们请益。高达先生是个热心人士,他在搭机返沪之前,还特地与我去拜会了刘太太(那时刘老住院了),我将之前的照片、钱虹的文章影印了给他做线索。没想到几个月之后,高达先生竟然找到1947年上海地图册里有关的地图。即大西路与江苏路上的忆定盘路段交叉处的那幅详细地图,图上清楚标出559弄入口的右侧为99号A,图样显示建筑的俯瞰图标示的是一个小凸式建筑物。

  弄堂入口左侧有“上海电话公司”,“冠生园”、“华成坊”与99号A对面。“冠生园”是著名的老字号食品公司,“华成坊”不知是什么作坊?又将钱虹的文章找出来对校,发现了一个重要佐证。钱虹听42号那位传达室老人的回忆:弄堂底原有个101号是私人老板开的小作坊,叫做“久成别针厂”,后与他厂合并为“上海金属品厂”,厂房几经扩建,便把99号的东大门堵死了,只留西大门进出。那么,地图上这个“华成坊”标明为101号,就在99号的右手对面,可以确定就是老师傅所说的“久成坊”了。顺理推断:“上海电话公司”变成现在的“上海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区电信局”,刘宅是否被划入了这个电信公司的范围之内?

  但90年代中刘先生重访故居时,明显这间老宅还独立存在,并未被“吞噬”。钱虹第三次去寻找时曾二进江苏路地段房管所,房管所的人认为:“弄堂笃底的上海金属品厂即559弄101号,99号早被拆除做了电话局的仓库。”后面这句话也说明长宁电信局确实成为一个最大“嫌疑”。

  更加巧合的是,杨克林的夫人曹红年轻时曾经常在这一带出入,她根据我提供的照片及高达提出的地图一一去实地对照,找到街道委员会的老干部指引,将调查结果发给了我:“江苏路老房子实地勘察,原559弄(现563弄)只剩下10号了,现为江苏街道小区服务中心(按:即黄劲辉拍的新红砖房),原旧址已不复存在。原559弄A、B已没有了,都被电信局占了,包括沿马路及两边都(是)新建的。(电信局)院内有一幢3楼,估计是原址,但已改建了,也不能进门细看(跟笔者所拍有近似之感)。另501弄10号的旧楼(按:即孙捷入访的那一座旧红砖楼),对照(地)图纸不像老先生他们的。”

  综上所述,真相几乎大白了,很有可能559弄被改为563弄,而99号A、B这栋刘家大院已然被“拆除”,但哪一家机构将之拆除了再将它据为己有?“排除法”只能作为田野调查的方法,我想应该到档案馆里去查找文献吧!而我仍心存一线希望,想落实一下,电信局的地盘里那幢三层楼是否就是由99号A、B旧宅改建的?如不是,刘老的旧宅宅地难道可以“缩地”归零吗?(孙立川)

[责任编辑:刘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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