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旧录

2018-06-30 17:10 来源:中国文化报 
2018-06-30 17:10:03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责任编辑:石依诺

  作者:朱中原

  梁启超书法精神的皈依者蒋百里

  蒋百里书法纯然仿梁启超之作,与梁书神似。盖蒋百里为梁启超忠实追随者,曾当过袁世凯、梁启超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当过保定军校的校长,是中国全面抗战战略的制定者,他的《国防论》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几乎人手一册。蒋百里不但是中国现代著名军事家,而且也是自严复、梁启超、张君劢以后自由主义的大将,他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堪称是思想史的扛鼎之作。梁启超曾为此书作序,结果一下写了五万多字,遂单独成书为《清代学术概论》,后又为此书另外作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成书后,又请蒋百里作序,成为学术史佳话。可惜,梁启超去世后,梁启超派势力一度受国民政府打压,蒋百里也受牵连,虽胸藏百万兵,但蒋介石不给他兵权。但老蒋如离开了蒋百里,抗日断难成功。

  容庚乃真懂书法者

  容庚藏有一件书法宝器,乃智永章草《兰亭序》,具见右军风神。智永章草,至今少见。从一个人所藏的东西,即可见其学术素养、艺术修养之高下。看王羲之的风神,也许看智永比看王羲之流传下来的很多帖要真切得多,因为王氏刻帖,大多已面目全非。这个本子是能反应智永草书的最好的本子之一,且经程瑶田、张伯英等旧藏。张伯英的学问极好,又通笔墨,且精鉴藏,在民国做官时就与梁启超、严修、叶恭绰等有旧交。容庚不仅是个优秀的学者,而且懂收藏、鉴定,书法修养极高,看看他收藏的梁启超、郑孝胥、章太炎、陈介祺等人墨迹,皆是精品中的精品,即可知容庚书法素养之高。我说他书法素养之高,不在于他自己写得有多好,而是他懂书法,而且比今天大多数所谓的书法专家都懂书法。天天写书法的,真的未必就懂书法。当然,今天的大多数学者也不及马衡、容庚这样的学者了,今天学者也许学问做得还好,但多不通文墨,是为憾事。

  民初北京画坛:文人画最后的辉光

  民国初年的北京画坛,可谓文人画士夫画最后的辉光,从此以后,文人画便日趋式微,让位于职业画家。当然,齐白石能于民初北京画坛分得一杯羹,完全是当时的一批京城名士如罗瘿公、陈师曾、杨度等人的推许和襄赞,要不然哪有他的地位。民初画坛中,士人画家、文人画家占绝对优势,而职业画家只占五分之一不到。也就是说,民初画坛,执牛耳者如姚华、陈师曾、金城、周肇祥、余绍宋、罗复勘、罗瘿公、陈半丁等,恰恰是一批当时的一流文人或学者,而这批人,恰恰又都与梁启超的圈子密切相关。梁启超在北京万牲园(今动物园)搞癸丑雅集,云集了一大批当时的顶级画家,而这些顶级的人物,恰恰在今天被严重忽视或低估,很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熟知民国史的人不难知晓姚华、陈师曾、余绍宋等人的学问与艺术在当时影响力之大。随着历史的消逝,他们的身影已经逐渐远去,但他们精神的辉光,永远照耀人间。

  民初文人书画家与职业书画家

  文人字在民国及民国以前的时代是主流,也是市场及收藏的主流,所以,在民国早期,文人字的市场价格肯定是要高于职业书画家的。这个是常识性问题,本不需要论证和争论,但在今日,却成了一个需要大力去论证的问题。原因是,今天的人在看问题时,只能站在今天而不是当时的角度,只能看到后来的情况,而不能看到当时。比如,今天来看,似乎吴昌硕、齐白石、于右任这些专业书画家的价格都高于梁启超、郑孝胥、余绍宋、陈师曾、马衡等文人书画家,但事实上,在当时,职业书画家的价格是卖不过文人书画家的。原因在于,职业书画家的格局不如文人书画家。不过,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化。我说的文人书画家,是有时间限定的。以“五四”为界,“五四”之前,是旧派文人,而不是新派文人。旧派文人,大多属于晚清遗老或北洋派系文官,新派文人,大多属于五四派作家。五四派作家已经大量使用钢笔写作,他们的手稿或信札在今天的拍卖市场上固然很昂贵,但在当时是排不上号的,在书法上基本处于业余状态。但旧派文人不同,旧派文人本身就是属于书画行家。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职业书画家群体的大量出现,市场出现了另一种格局,即职业书画家的市场行情盖过了文人书画家,尤其是西泠印社这一社团助推了职业书画家的市场。也就是说,卖字主要是伴随着卖画而生的,以画带动字,这在晚近已是一个特色。从这个方面说,西泠印社功不可没。严格来说,西泠印社诞生的初衷,更主要是市场而非学术。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非常需要。

  近代书画的职业化取向,助推了书画市场的价格飞涨,让书画与传统文人相剥离,也就是说,只要你有书画这一技之长,不管你是不是文人,你都可以生存立足。这对于中国书画尤其是书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到底是职业书画家好还是文人书家好,其实本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关键是看问题必须站在历史的语境去看待,还原当时的语境。脱离了历史语境,一切争论都是徒劳。

  张伯英碑书

  张伯英自书联句气势磅礴,笔画纤细瘦劲却又字势开张。既能收得住又能放得开,点画行笔犹如排兵布阵,未有一笔苟且处。伯英书碑尤擅长线条布画,长枪大戟而又密不透风,如临阵杀伐,令人望而却步,远望有一种悲壮之气。伯英为晚近碑派大家,与其他碑派书家所不同的是,伯英碑书温婉自然,流畅蕴藉。虽以方笔为主,但没有刀刻的做作痕迹,今世书碑多求刀刻味,落入矫揉造作之嫌,伯英擅擘窠大字,字愈大愈佳,小字不如大字,小字如弱柳扶风,虽风度蹁跹,然终失其气格也。晚近大字佳者尚有郑孝胥,郑氏书亦大字佳于小字。惜伯英擅碑不擅帖,其碑书用笔丰赡,然小字行楷却有逞强使气、用笔单一之嫌。近世碑派书家多兼重帖学,如翁文忠公行草翰札与大字题匾可谓双管齐下,康南海小字翰札多有胜于大字榜书处,是习帖之故也,梁任公书大小兼顾,碑帖并重,以碑派笔法入帖,篆分入行草,妖娆多姿又骨气洞达,于右任亦碑帖并重,正书与行草齐头并进,郑孝胥多以大字笔法书行草翰札,格在苏子美与黄石斋之间,吴缶翁以篆籀入行草,亦气息佳妙,惜其匠气外露,致流于中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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