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我也不摘桃子 我也不背锅

2018-07-03 11:36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8-07-03 11:36:28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崔益明

  作者:来来

  “继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金宇澄的《繁花》等之后,又一部改编自中国当代小说名作的话剧将见于舞台。根据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于7月4日至8日在隆福剧场上演。

  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排练现场 摄影/王晓溪

  毕飞宇的作品一直受到其他艺术门类的偏爱,从早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到徐帆主演的电视剧和王亚彬创编演的舞剧《青衣》,以及电影、电视剧、话剧均进行了二度创作的《推拿》。

  《男人还剩下什么》是毕飞宇多年前写就的短篇,小说原作讲述的是有精神洁癖的妻子,无意中看到丈夫和初恋情人的拥抱怒气冲天而离婚,夫妻俩不断在女儿面前诋毁对方,甚至将女儿变成互相伤害的武器。经过编剧和璐璐“大刀阔斧”的改编,它即将搬上舞台。女主角变成了这对夫妻的女儿,她带着原生家庭的伤痛,面对自己失败的婚姻,和丈夫开始了一场离婚前的旅行,旅途中发生的故事既有父辈生活的缩影,又有当下年轻人对于婚姻爱情态度的观照。

  在与“北青艺评”的对话中,作家毕飞宇谈到了自己对作品改编的看法。在他看来,小说改编成话剧之后从虚拟空间进入现实空间,这是非常“奢侈”的事。但是他从来不介入改编,“对艺术家最重要的是尊重和自由,我渴望得到的东西,也愿意给别人”。”

  北青艺评:您作为原作者怎么看《男人还剩下什么》大幅度的改编?

  毕飞宇:我写《男人还剩下什么》的时候很年轻,就一个短篇,搬到舞台上可能就是一个小品,不能支撑起一部戏,所以这个戏改成这样远远出乎我的意料。

  小说写的是我们这代人,到了戏里,我们这代人成了精神性的存在,是挂到墙上去的,直接呈现出来的是我们的下一代。这样的处理,好处显而易见,由一代人的故事变成两代人的故事,由一代人的情感模式变成两代人的情感模式。在下一代人身上看到了有哪些东西没变,哪些东西变了。

  我这个小说更多的是隐喻,隐喻的是什么我不多说了。这部戏用两个时空、两代人让隐喻落了地,都说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的变化大,在物理世界里的变化大家都看得见,在精神层面上有没有变?变的幅度如何?无论作为小说的作者还是话剧的观众,通过作品关注两代人的精神、情感,这个更重要。

  这个戏的呈现风格我特别喜欢,让我想起我喜爱的一出京戏《苏三起解》,有悲剧的内核,呈现形式却喜感十足,构成了反差。

  北青艺评:您会对改编发言吗?

  毕飞宇:艺术家最有价值的地方是精神能够影响别人,像爱因斯坦所说的“踢别人一脚”,成为别人创作的第一动因。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自豪之处。我这一脚踢下去,他是唱歌,还是喊疼,还是喝咖啡,还是叫爹叫妈,我不用管,我得充分尊重别人的创造性。改编者能从作品中得到什么,提取什么,舍弃什么,完全是别人的事情。只要呈现出良好的创造性,我就会给他点赞。它像我还是不像我,一点都不重要。

  一般情况下,改编者跟我沟通,沟通完了我就撒手。我最常举的例子是,作者和作品是女儿和爸爸的关系,改编就是女儿出嫁,不能过多地干预女儿的生活。她和老公一天接几次吻,散步的时候拉不拉手,你不能管,你得让她过自己的日子。对艺术家最重要的是尊重和自由,我渴望得到的东西,也愿意给别人。

  北青艺评:会对别人的改编失望吗?

  毕飞宇:产生失望是一定的。改编一定有一部分超出作品,有一部分不如作品,改编跟原作的关系,跟股票的曲线一样是上上下下的,不可能炒了10年的股票没赔过钱,违反规律。我认可改编好的地方,就必须接受不好的地方。

  我认为我自己小说语言是最好的,跟电影编剧要求保持语言,这不找抽吗?电影人物的生动性,作品跟受众的距离感,这是小说永远无法达到的。

  北青艺评:您为什么不自己改编自己的作品?

  毕飞宇:作家自己不能改自己的东西。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极不相同,小说全靠语言呈现。我写小说,让我亢奋的是那些舞台上用不着的叙事和描写,其乐无穷,马是如何奔跑的,天上的云是如何翻滚的,可能要写好几页,这东西对舞台没用。

  做任何事情都要专业、找行家,我是写小说的行家,不是写电影、做舞台的行家。许多时候把改编交给原作者,其实是一个误解。

  我说句大话,如果要搞影视,我是中国作家里机遇最好的人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外国的资本找我弄电影,我没有弄。那时候我知道,未来的十多年,对我的创作来讲太重要了,我不会把时间耗在那儿的。走上那条路之后,作家这条路就要中断,我不认为我做编剧的能力会超过我做小说家的能力,做导演、编剧我不会走得太远,但是做小说家我的自我认知使我可以走得很远。有了这个判断,就不会走岔。

  北青艺评:在您看来舞台的改编有什么独特性吗?

  毕飞宇:被改编成话剧之后,小说就会变得非常“奢侈”。它从虚拟空间终于回到了现实空间。小说在虚拟空间里,电影电视剧表面看来是在现实空间拍摄的,但是面对观众的时候依然在虚拟空间里。只有话剧可以让观众和演员处于同一时空,小说家在书房里想起这件事是要起鸡皮疙瘩的,这太幸福了。好几次话剧首演的时候,主创很客气,把我喊到舞台上去,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在舞台上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因为我不会一边哭一边说。我每次还没走上最后一个台阶,泪水都先掉下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话剧充满了神奇的力量,让我感觉自己既是人又是上帝,自己把自己安排到一个空间里了。我在书房里看见的只有书房,看不到作品中的人物生活在哪儿,但是在剧场里他就在我面前,他脸上的痣我都看得见,我都能听到他的呼吸,这些都是真的,不是我幻想出来的,也不是我喝高了,感觉太棒了!

  北青艺评:感受到过不够出色的改编带来的伤害吗?是否担心别人会因此认为您不够爱惜羽毛?

  毕飞宇:作家在每个时间段的精神状态就固化在那里,后人夸还是骂,它就那样。好小说的价值在于它不会死,它一直活着,可以鼓舞别人的想象,辅助他人的思考,小说走入改编者的心,并在他心里绽放,这个绽放还和我有关。

  作家需要负责任的是他的文本,在文本完成之后,即使他自己、他的责任编辑,都不可能再伤害它一点点。戏好了,光荣不是作家的;戏不好,不光荣也不是作家的。有人说,哪个人把我的哪个作品改坏了。这怎么可能改得坏?好和坏是编剧导演的事,跟作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摘桃子,我也不背锅。可怕的是,作家自己心态不好,老想摘桃子,既然想摘桃子,该你背的锅一定要背。(来来)

[责任编辑:崔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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