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骑兵”的超越

2018-07-03 11:39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8-07-03 11:39:55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崔益明

  作者:唐山

  “她真的是美极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饭馆女招待,像一碗刚端上来的小馄饨那么清纯,像一束百合花那么干净。她看上去和我们差不多大,十七岁,或者十八。后来过了很多年,每当我想到她的时候都会心如刀割。”

  在《十七岁的轻骑兵·驮一个女孩去莫镇》中,路内这样写道。

  这是非常路内的句式。在他看来,像清纯这样的“大词”,只在小馄饨的基础上方可想象。类似反讽,在《少年巴比伦》《花街往事》《云中人》中,很容易翻到。

  《十七岁的轻骑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短篇集,与路内早期创作相似:主人公都是路小路,他一如既往毫无个性,简单得有如连接符;故事都发生在戴城;都聚焦于青春成长;都有一分可有可无的爱情,那爱情看上去很像解药,可悲壮地失败后,发现它不过如此……

  然而,《十七岁的轻骑兵》又有不同:少了几分犀利,多了几分悲悯,透露出写作者由青年转入中年的心态变迁。在《慈悲》之后,路内对时间似乎有了更深的感慨——一切正被历史沉埋,唯有小说,在打捞着最后的记忆与自我。

  所以在《十七岁的轻骑兵》中,没有抱怨,没有反抗,只有无奈。

  技校生的“异世界”

  《十七岁的轻骑兵》聚焦在一批化工技校生身上,他们正逢人生最好的年华,却没有了未来——命中注定(其实是考试决定),他们将在硫酸厂之类地方度过此生。

  他们无力改变命运,当命运判决时,他们尚不知它意味着什么,等明白时,一切已经晚了。这世界每个细节都被注释填满,任谁也无法挑战其强大的合理性,可当一举一动都被赋予意义,还剩多少空间留给具体的人呢?

  他们甚至没有姓名,只有刀把五、花裤子、大飞、老眯、黄毛、大脸猫之类的诨号。名字是属于陈国真这类凶狠的老师的,或者是李霞、司马玲等美女的。可即使是司马玲,也经常会以小蛮婆的名目现身。

  躲进诨名中,人便无需对自己负责,则命运强加给“我”的苦难也就变成给“他”的了。

  然而,诨名也会绑架个体。“刀把五”为了自己霸气的诨名,不得不努力扮演着强横角色,将父亲留给他手上的刀疤解释成黑社会的杰作,当这个秘密被父亲“菜刀头”向其同学揭穿时,“刀把五”暴怒了,一番惨烈斗殴后,他终将粗胳膊父亲揍趴下。

  “刀把五”勇猛吗?当司马玲的报复降临时,他又默默吞下了臀部挨刀的羞辱。

  在这个被常轨排斥的“异世界”中,再微茫的希望也能掀起波澜。傻彪因杀了女友,被悬赏5000元通缉。这是一笔惊人的巨款,足以让技校生穿着牛仔裤上学(校规禁止学生穿牛仔裤,一次罚款5元),一直穿到毕业为止。

  有了这笔钱,多少卑微的爱情会被拯救,多少梦想将被激活?总戴着红珊瑚手串(该手串后被司马玲抢走)的丹丹发出“我现在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的哀叹时,她恰好交不起5000元的违约金(技校生需服从毕业分配,否则只有交罚金才能拿到毕业文凭)。

  暗恋丹丹的“刀把五”为帮她圆梦,一路猛追傻彪,甚至比市级长跑运动员坚持得更久,直到跑吐了仍不放弃。精疲力竭的傻彪最终落到丹丹男友“花裤子”手上,就在爱与远方闪出希望之光时,“花裤子”突然大发慈悲,决定放走曾是邻居的傻彪,结果被一板砖拍晕。晕倒前,他看到32名工人已将他们团团围住……

  “花裤子”在医院治脑震荡期间,5000元奖金终于发下来了,平均每名工人得到165.25元,没有“花裤子”的份儿。

  哪怕是一瞬间的善良,也没逃过“异世界”狠狠的嘲讽。

  浪漫终将被打败

  在《十七岁的轻骑兵》中,也有“喜剧”,如《十七岁送姐姐出门》。

  大学毕业生表姐在车间主任张小拴(一个可以拥有名字的人)的压力下,痛苦地接受了繁重劳动,好在她还有希望——父母都在国外,她的出国手续正在办理中。

  在尘埃中,瘦弱的奚志常努力照顾着表姐。他是中文系毕业生,他的名字出自《诗经》,可在张小拴的口中,奚志常只被喊成“瘦子”。张小拴想给表姐也起个诨名,便对奚志常说:“中文系的,你过来,你想想看叫她什么好。”

  表姐最终拿到出国手续,却遇到新的困境:如何才能离开封闭的硫酸厂?关键时刻,奚志常挺身而出,通过一系列惊险操作,表姐终于去了上海。

  然而,这段“虎口脱险”的戏仿其实毫无意义,工厂根本不会限制表姐的人身自由,她完全可以坦然离开,但奚志常需用“救美”来确认自我。

  辛酸的是,这一切最终被当事人主动遗忘。在国外的表姐偶尔会问起奚志常,但谁也找不到他,也没人认真去找。曾经的热血、真诚、牺牲,最终被一一拒绝。路小路偶尔还能想起奚志常,只因他带走了一张老照片,上面记录着表姐和同学们的青春风采。

  在小说的结尾,路内写道:“是的,她们当然会老,变得像历史一样可以被人指指点点,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得到那张照片,它被奚志常带走了而你根本不知道奚志常去了哪里。”

  时间终将打败一切浪漫,但更可怕的是,太多生命会从你的故事中退出,消失得无影无踪,记忆因此残缺,再也无法回归完整。

  在宏大叙事的覆盖下,有多少写作者关注到个体故事的凋零?如果说《十七岁的轻骑兵》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则绝不来自夸张的情节、凌厉的幽默,而是来自于它的悲悯。它探到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焦虑:我究竟是谁?

  路内对王朔的超越

  青春苦闷并非新题材,自郁达夫以后,作家们反复书写这一话题。然而,它常落入两种俗套中:其一是对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大师的庸俗仿写,将自我假设为道德、真理的代言人,以“塑造完美人格”为借口抹杀自我。其二是将世界的不完美归因于父权文化,通过撒娇、破坏、嘲讽来挑战它,于是,所有的成年人都成了“妖怪”。而要战胜它,只能依靠本能,可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背后,依然隐喻了一个更高级、更美好的世界,之所以没能达到它,皆因父辈无能,这就又回到用好世界来否定人的思路中。

  这两种俗套看似对立,实为一体,均源于启蒙主义。

  启蒙主义兴起于17世纪至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以后逐步覆盖到整个知识领域,1919年后,它被作为救世良药引入中国。启蒙主义给人以向上的力量,但它也虚拟了一个绝对正确的未来。

  可问题在于:如果未来已确定,人的意义何在?

  路内早期创作很容易让人想到王朔,然而,70后毕竟是如此独特的一代人,他们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节点上,此前的神圣已消散,后来的庸俗尚未到达,在意义的真空中,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正被青春背叛。

  《偷书人》中,“飞机头”因单恋小书店的女老板,不断到新华书店中偷新书给她送去。这是“伤痕文学”常会写到的故事,而书作为意象,被赋予追求启蒙的含义。可“飞机头”的动机不过是青春期萌动,连爱都算不上。

  “飞机头”的把戏最终被拆穿,女老板被公开羞辱。

  路内写道:“过了一会儿,那些新书,那些偷来的、没人看的书,一本一本,像抢食的鸟儿一样从书店里飞了出来,最后,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关上的门”隐喻着关上的心,从此之后,受害者可以坦然地成长为加害者中的一员。从这里,体现出路内对王朔的超越。

  也许可以这样说:王朔的反抗并没达成真正的超越,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接受了枷锁,路内则超越了反抗,从而更接近了生命的真相——每个人只是在逃命中,最终停在哪里,只能命运说了算。

  在逃命的路上,也有爱的抚慰,但这爱犹如露水,当露水干涸时,曾经的一切真的发生过吗?那些伤害,那些疼痛,那些悔恨,还是真实的吗?

  不能不说,至少在真诚这个维度上,《十七岁的轻骑兵》超越了。(唐山)

[责任编辑:崔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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