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人物小历史 触摸时代大历史

2018-07-03 14:56 来源:贵阳日报 
2018-07-03 14:56:41来源:贵阳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崔益明

  作者:郑文丰

  人物名片:叶兆言,一九五七年出生,南京人。一九七八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八六年获硕士学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创作总字数约五百万字。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雪地传说》《左轮三五七》《我们去找一盏灯》以及各种选本。

  叶兆言

  《刻骨铭心》书封。

  以《夜泊秦淮》等一系列新历史小说被写入文学史的小说家叶兆言先生,在过去的数年里反倒是出版了一部又一部的散文集,给读者的感觉是他作为“副业”的散文家身份有压倒“正业”小说家的趋势。

  不久前落幕的第16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将“年度杰出作家”颁给了叶兆言。评审委员会在授奖词将他的散文与小说创作并举:他的散文,言浅可以托深,微小可以喻大,诚恳庄重而趣味横生;他的小说,叙事力求现代,细节力求实证,恍兮惚兮而真假莫辨。首发于2017年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和散文集《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乡关何处》等作品,有读书人的守旧,也有写作者的创新。尤其是《刻骨铭心》,以每个人在乱世仍倾全力而赴之的爱与痛惜,来烛照今日溃决的人心,更显个体在巨变时代里的渺小和无力。

  《刻骨铭心》首发于2017年第四期《钟山》杂志,经作者增写一万余字后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篇小说的背景,选择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城。当时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之上,各路人物在这里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刻骨铭心》虽有着极为详尽的历史背景,然而其意却不在写历史,而是写“人”,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欣。在评论家贺邵俊看来,“南京尤其是南京近百年的历史,是叶兆言的一个重要的写作资源,面对这些资源,面对自己生长的城市,我想他始终都在提醒自己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通过人物小历史去触摸时代大历史,这是他创作上最大的特点。《刻骨铭心》也一如既往地秉承了这一特点。”

  “我写的一定不是历史小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社会走出狭窄的历史观,随之兴起的新历史小说背后都试图传达一个“新”的开放化的历史观。“所谓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用后现代的方式、完全解构的方式否定大历史,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一堆碎片。”贺邵俊说,相形之下,叶兆言的新历史小说显得有些“逆潮流”,“他从历史长河中每个人的生活进入到历史,他看到大历史和小历史之间的关系,他并不是否定大历史只写小历史。他实际上是要通过小历史去触摸大历史。”

  《刻骨铭心》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作者并未围绕一个宏大的事件去组织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写的都是一个一个人的碎片化的情感生活、人际交往。当这些人各自互不关联的生活碎片汇集在一起时,原来最终拼出的却是一幅大历史的图景。

  记者:对于新历史小说,评论家潘凯雄有个观点:很多作品明显是为某一段历史、某一个人、某一个知识翻案,那种文学的感觉却消失掉了。即有“新历史”但无“小说”。他说他读您的新历史小说时的感觉,先一定是小说,然后才会琢磨背后的历史。您本人如何处理小说虚构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

  叶兆言:我写小说有条非常清醒界限,即小说是属于虚构的东西。所以我写的一定不是历史小说,我写的就是小说。虚构文学有虚构文学最基本的规则,虚构也有游戏规则的。所以我告诉自己,如果写的是小说,那就要按照虚构的东西来操作,就像打篮球一样,你必须按照篮球的规则,而不是按照足球的规则。所以在创作小说时,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不重要的,虽然我很多作品写了大量历史的东西。

  在我看来,在小说中处理历史就是一项技术活,我之所以采用一些历史素材就是为了吸引读者,让读者相信我说的可能是真的。所以历史细节在我的小说中只是一些包装,重要性不那么大,唯一要保证的就是做得逼真。作为虚构小说的写作者一定要提醒自己,小说中仅仅只有历史显然是不够的,小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你最想表达的东西。

  记者:读《刻骨铭心》,仿佛从故纸堆里拎起了南京的过往,打量、斟酌后随意地切割出1926年8月至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那一段岁月里的南京市井。您是如何积累这种历史细节的?

  叶兆言:我比较幸运,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我有两年整天泡在图书馆,对旧的文学刊物和旧的报纸很熟。

  这样最大的好处是,看了很多旧报纸、旧刊物后,历史感觉特别强,比如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纸,就比看当时的历史教科书更有直觉。对于作家来说,只要能记住这些东西这种感觉就行,就可以随时通过一些历史细节回到历史场景中。我的小说中间常会出现这样的软包装,我也知道有时候很容易把人蒙住。但我作为写作者,也是在不停地提醒自己不能过多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很容易,容易的东西对于写作者来说恰恰有可能成为问题,因为你轻车熟路,别人很佩服你知道的东西很多,我可能就会变得看上去高明,但其实很肤浅。所以你问我怎么处理这个关系,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轻车熟路、不要陶醉其间,而是尽可能让自己跳出来。

  “一个作家不能总是以土特产的形式出现”

  叶兆言自小在祖父叶圣陶先生身边耳濡目染,家学渊源深厚,阅读了不少经典名著,后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班,文字功底坚实。媒体采访他时,难免会提及他与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的文学之路。对此,他总觉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三代人的文学之路截然不同。但是对于语言文字,他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情感。

  没有语言和文字,意味着什么?在《刻骨铭心》开篇中,叶兆言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哈萨克族的中国作家因移居外地,语言不通,陷入“说不了”“写不出”的恐惧中。“我完全无法想象自己写不出东西的样子。”他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写作也是叶兆言的“刻骨铭心”。对于写作,他认为一个作家不能总是以“土特产”的形式出现,写作者需特别提醒自己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记者:您怎么看您的“写作”呢?

  叶兆言:我最大的幸运是很喜欢写,一直沉溺在写作中。我平时的生活场景是,我是一个应该写作的人,我只要正常写作,吃饭也香,睡眠也好,所有生活都正常。只要不是正常写作,各方面都不对,我的命运好像注定要写作。幸运的是我基本可以沉浸在写作的生活中,完全生活在写作中间。

  记者:新书为什么取名《刻骨铭心》?

  叶兆言:书里面的故事我早就有了,但一直没有写,因为脑子里有很多东西,虚构的、非虚构的,会想很多东西,历史的、现实的。有一天我看到“刻骨铭心”这几个字,我好像找到一根可以串起珠子的绳子,因为我觉得这些故事都是珠子,都是散的,我发现“刻骨铭心”这根绳子可以把它们都系起来,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结构的话,就是“刻骨铭心”这个绳子把零散的东西结合起来。

  记者:鲁敏老师评价《刻骨铭心》时说这是“最南京的一部小说”。其实“南京城”是您特别重要的写作对象。您怎么理解地域和作家之间的关系?

  叶兆言: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就是熟悉那个地方,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是反对地方主义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回避地域问题,一个作家不是写南京就是写北京,这块土地一定存在,至于这块土地是北京、南京还是上海,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写作者和阅读者有不同的思维,我作为写作者特别提醒自己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你也不能说我是卖土特产就靠土特产生活,因为文学是有世界标准的,你必须创新,必须跟以往的文学作品不一样。所以如果仅仅是土特产的话还是有问题的,不应该这样。(郑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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