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巽达
写这篇文章时，略有兴奋感。刚看完徐峥主演的《我不是药神》，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重大收获和突破，它彰显了中国电影人的艺术良心，它能够顺利投拍，顺利公映，不但是电影人的骄傲，也是观众的福分，甚至折射了制度的某种进步。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因为在票房和口碑难得一致的情况下，此片不但票房连续走高，在整体大盘阴跌的情况下，此片的参与方股价逆势增长，而且产生了“口碑零差评”的奇迹。此外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对功与罪、情与法的矛盾把握，超出了很多人认知中的“把控尺度”，带有相当的尖锐性，可是这些“点”都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在中国观影现状几乎陷入“越脑残越红火”的险境下，一部略显沉闷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像一匹黑马那样赫然出现，不但是对“倡导现实题材电影”的强力支持，更让人重新体认电影的多重价值。
此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的是在进口药价格高昂的情况下，一个看似油腻的保健品店主为绝症患者代购印度仿制药的故事。徐峥扮演的这位店主，其初衷是为了拯救父亲和摆脱家庭困境，所以冒着风险去印度采购白血病人的特效仿制药，但在“非法销售”的过程中，他不但自己发财致富，还给病人带来了福音。按理这种双赢局面应予鼓励才是，然而事关专利的“法理”和事关救命的“情理”在这里产生了矛盾，于是我们看到：这位感人的平民英雄，为之付出了坐牢的代价，而那些为保命而购药的病人也差点触犯法律，只能弱弱地向警察设问：我们只是要活下去，难道这也有罪？
这样的设问，触到了观众的泪点，也触到了社会的痛点。由于制度性缺失，无数带着口罩的白血病病人，为了购买天价药，不是倾家荡产就是早早仙逝，然而价格公道的印度仿制药明明就在伸手可及处，却无法获得。谁来为病人的“保命”负责？难道不该是政府？是社会？然而一无所为。徐峥扮演的保健品店主的“及时出场”，既是对某种“社会空白”的救助，也暗示了某种“社会补偿机制”。他从最初的“投机赚钱”到后来的“义举贴钱”，其精神境界的逐步提升，有清晰的心理历程铺就展示，具有可信度。这样接地气的“平民英雄”，特别具有感染力，仿佛此人就在人们身边，由此深深触动了观众的神经，口碑爆棚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不是药神》里，我们多次看到，那些微粒白血病患者一次次仿佛抓住了生的希望，但又一次次眼睁睁看着希望慢慢滑走，而阻碍他们“保命”的，居然是所谓的法律和某种公权力。观影中，观众身临其境产生的代偿感，让他们止不住泪像决了堤一样涌来，难怪有人观影后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谁家还没个病人”，立即引来如潮的“泪流满面”表情包。这就是现实主义电影的魅力和伟力，“看谁能够触动观众的神经”的另种表述就是，谁能搭准时代和人民的脉搏，谁就能成为“人民艺术家”。
好的影片，应该是票房和口碑正相关的，“越脑残越火爆”绝不该是常态。电影的本质就是自带“启蒙、审美、娱乐”功能，如果只有娱乐功能，那是对电影的亵渎和轻慢。多年来，电影的启蒙和审美功能乏善可陈，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敢直面现实，尤其是稍带“敏感”的现实题材。真正具有思想的优秀电影人，不会囿于思想惰性和所谓的安全感，忽视遍地皆是的好素材好题材，而会从中沙里淘金，发掘丰厚生活的题材和思想馈赠，并予以提炼提升。虽然这样的优秀电影人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但他们一旦呈现，具有重要的表率作用，有望推动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良性发展。
最后还要为审片方点赞。若按某种传统审片套路，这类“非主流视角”的影片很难通过，警方虽然合法理却不合情理的“不近人情”之作为，似有挑起警民矛盾之嫌疑。但这恰恰是狭隘的思维，真正具有开放性的思维，就该直面各种矛盾，包括功与罪、情与法的矛盾，并从中捋出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法，找出制度缺憾，缓解社会矛盾，突显人性光辉，这才是棋高一着的“正面接触”。所幸的是，审片方这次站在了这样的高度，让这部优秀影片得以放行，但愿这是某种制度性进步，中国电影的真正春天需要制度护航。（刘巽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