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落窠臼 融合进取

2018-07-08 10:06 来源:新民晚报 
2018-07-08 10:06:41来源:新民晚报作者:责任编辑:王营

  作者:田 君

  细究海派书籍装帧设计史,我们会发现,在风云激荡的时代思潮下,通过民族的、本土的现代设计重建文化强国之路,才是“海派”的真正意图。“海派”文化虽然在移民文化、殖民文化,以及近代城市文化的混合孕育中生长,但其母体仍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江南本土文化。“海派”文化的实质是中国文化转型的表现。今天,当我们饱尝了西方艺术设计的养分,反过来观照中国设计传统时,应该抱持怎样的情怀?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新,百年以来“海派”设计在追求现代性发展的同时,对于中国文化传承的自觉性、探索性和创造性具有怎样的价值?对这些问题的作答正是今天我们重提“海派”的原因。

  “海派”是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海派”也有清晰的追求。

  设计师对书籍设计形式与风格进行了由被动到主动的探索。他们坚持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设计立场值得关注,其理念与实践对于当下的中国设计研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现代书籍装帧设计在上海的勃兴,一方面在于社会格局的变化。1843年开埠以来,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近代都市的崛起,客观上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另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使得作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输入中国之窗口的上海得风气之先,出版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最先在上海登陆。各种思想与流派的碰撞使得文化出版事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文学启蒙、美术革命和技术进步共同孕育了现代书籍装帧设计的萌发。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后期,上海文艺社团云集,艺术派别多样,出版事业如日中天,书籍装帧设计由此进入繁荣发展时期。

  汇流 中外交融的设计语言

  上海新都市的形成,使国际最先进的流行趋势迅速传播进来。在“海派”设计兴起的初期,向西方学习成为主流。在表现方式上,素描、速写、油画、水彩等西方绘画形式广受欢迎。在文学领域,“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的两大派别激战正酣,其文化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文艺书籍的装帧设计。受鲁迅影响的陶元庆、孙福熙、钱君匋、司徒乔和长期在开明书店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丰子恺等人,作品风格较为质朴平实,体现出现实主义艺术的风貌,而陈之佛、闻一多、叶灵凤等人,则较为注重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的运用,作品有着浓郁的装饰趣味。

  20世纪20年代,通过外文译著引介,19世纪末发源于法国,后迅速席卷欧洲的“新艺术运动”波及上海,其强烈的自然主义和动感曲线成为流行的设计语言。在“比亚兹莱热”的影响下,产生了大量以唯美主义和纤细的曲线为特征的封面设计。被戏称为“中国的比亚兹莱”的叶灵凤最谙此道,他为光华书局和现代书局出版的很多书籍画了封面,如《幻洲》《现代》等。

  20世纪30年代初,萌芽于欧洲的“新现实主义”用新的现实主义语言关注劳苦大众的悲惨人生,进而表现时代与革命的主题与当时国内的文艺需要不谋而合。与唯美主义对立、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团体,则把引进现实主义,特别是苏联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20世纪20年代末,由鲁迅等人推介的西方现代木刻版画对书籍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0年代,“新兴版画运动”的影响力超越了其他艺术团体和流派。鲁迅对于左翼艺术和表现主义木刻版画的介绍,使得德国画家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特奥多尔·李普斯(Theodor Lipps)、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Masereel)等人的现实主义作品深入人心。天马丛书出版的一系列小说都以木刻作为封面设计的题材,反映了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其特有的单纯、质朴、简洁、强烈的艺术语言与革命需要和大众生活紧密结合,彰显了旺盛的生命力,这种艺术形式在抗战时期的延安继续发挥了强劲的战斗力。

  1923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的陈之佛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新型设计事务所——尚美图案馆。从《东方杂志》开始,陈之佛致力于对中国传统图案应用于书籍装帧设计的研究,其作品具有鲜明的古典风格。他特别重视继承发扬中国优秀的工艺传统,认为只有继承“旧”的,才能创造“新”的。当时上海的许多刊物,如《美术生活》杂志也采用了融合东方主义、新古典主义和立体主义的装饰艺术风格,这一折中混合的风格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具有广泛的影响。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出现的充满革命色彩的构成主义、德国包豪斯的现代主义和荷兰风格派也对上海的书籍装帧设计产生了显著影响。上世纪30年代以后,立体主义成为最主要的流行风格,几何和抽象的设计语汇陆续出现在《文学杂志》《现代》等期刊的封面设计上。

  涤荡 锐意创新的中国风格

  “兼收并蓄,多元共生”是“海派”文化的特征,但“海派”的价值并不仅存于对风格多样性的探索。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的民族复兴之路艰难曲折,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到蔡元培的“美育救国”,其内在的追求一直围绕着“洋为中用”。广采博纳只是“海派”呈现的面貌,其精神实质在于对现代化的中国风格的追求。

  作为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设计的开拓者和全面的书籍设计实践者,鲁迅对设计民族化的认识值得细究。他高度评价陶元庆的设计,认为其“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字面要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鲁迅为《呐喊》《北平笺谱》《热风》《二心集》等设计的构思独特的封面,可以看作他对中国传统书籍装帧形式的继承与发展,其典雅大方的装帧风格传达出中国文化特有的意蕴。特别是仅用文字的签条式封面,汲取了中国传统书籍装帧设计的精华。

  在解决汉字字体形态与西方现代图形视觉风格相协调的问题上,如果说鲁迅和闻一多对汉字图案化的转化方式是由内向外,即由传统书籍设计的内涵出发,向现代设计语言转型。那么,钱君匋对汉字西化的尝试,则可看作由外向内的改造。

  书画家丰子恺在书籍装帧方面的成就值得珍视。1924年《丰子恺漫画》问世,这也是他书籍装帧设计的开始。以漫画作封面,丰子恺为第一人,他是1927年开明书店成立以后的第一位装帧设计师。其封面设计以漫画表现市井风情与儿童生活,笔简意真,情趣盎然。丰子恺的绘画和书法学自李叔同,又受到日本艺术家竹久梦二和蕗谷虹儿的影响,他把人文关怀和中国传统诗书画的笔墨情趣充分融入书籍设计中,从而确立了鲜明的个人风格。他在《君匋书籍装帧艺术选》中阐述了对装帧设计的理解:“对于我们的书籍装帧,还有一个要求:必须具有中国书籍的特色。我们当然可以采取外国装帧艺术的优点,然而必须保有中国的特性,使人一望而知为中国书。这样,书籍便容易博得中国广大群众的爱好。”

  与闻一多、陈之佛等人不同,没有进过美术学校的张光宇走出了独特的艺术道路。民间美术、戏曲艺术、书法、绘画的浸染和早年在上海“新舞台”学画布景、设计广告、商标、月份牌画的经历,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杂家,综合艺术的熏陶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对张光宇20年代后期的漫画创作和装饰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以中国传统的装饰艺术为基础,并赋予现代精神,创造出具有强烈中国风味的装饰画,开创了意义非凡的中国装饰学派。(田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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