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揭老底”不是和康有为过不去

2018-07-13 17:03 来源:北京晚报 
2018-07-13 17:03:46来源:北京晚报作者:责任编辑:崔益明

  作者:茅海建

  我想给康有为的《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作注,始于1998年。当时我刚刚涉足戊戌变法的研究,康有为的《我史》本应是一本必读的书,可我在阅读的时候,心情十分混乱。一方面,我已知道了黄彰健、汤志钧、朱维铮等研究先进的结论,康有为在此中“作伪”,他的这一记录不可以当作信史;另一方面,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他本人的记录虽未必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但恰能更准确地说明他写作、修改时的内心世界。作伪者也有作伪的理由,他为什么要作伪,本身就更加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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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便产生一个念头,给康有为的《我史》做一个注本,将相关的史料与研究附注之,以能对康有为的说法一一进行厘定,鉴别真伪,重建史实,使之成为读者可以方便利用的一个读本。

  然而,这一想法要能实现,却又有着很大的难度。当时我对戊戌变法的史实了解很少,相关的史料也不熟悉;更何况在我之前的许多研究先进,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他们没有去做,并非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此中的意义,而正说明了此处水深。于是,我把这一念头收了起来,开始研究戊戌变法的具体事实。

  无论什么人研究戊戌变法,都绕不开《我史》,我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再读之,但在研究论文中不敢轻易使用。每一次读到它,为之作注的念头就加一分。到了2003年,正值我的前一研究项目结项,想申请新的研究经费的支持,于是我就试着将其作为课题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报。不料的是,这一申请很快被批准,反成了有进无退、立限克工的督战力量。

  我自知是研究戊戌变法的新军,相关的经验与史料的掌握还谈不上熟悉。我只能靠更多的阅读,更多的查档,不敢聪明为事,更不敢臆测自判。前前后后,用了五年的时间,大体上完成了这一工作。我不认为我现在的工作已近乎完备,也准备今后有着多次的修改,尽管已将本书交付出版——我正等待着来自读者的批评意见。

  本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伪。如果说“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话,那么,我已将怀疑放到了较大。也因为如此,本书看起来有点“专揭老底”的味道。康有为确实不会想到,他的这部生前还没有来得及发表的回忆录,后来居然会有人以档案、文献一一严格核对。我的这种般般较真,当然不是与康有为过不去,而是为了能够真切地看清楚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的一幕幕重要场景。康有为确实在《我史》中有一些作伪,而职业历史学家的责任与本事,不正是破译作伪的证词,揭开被掩盖的谜底?更何况康的一生处处失败,若没有“康式”自我打气,恐怕是早已气馁。

  与康有为同时代的孙宝瑄,在康风光的那些日子里,看不太起康,但到了康倒台后,反而在日记中写了几句公道话: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枚叔(章太炎)、浩吾(叶瀚)咸在,问傅相(李鸿章)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枚叔等闻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故都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李鸿章)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

  “有人劾余为康党,余曰:‘合肥在都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

  而戊戌变法主将之一张元济,在政变后写信给与康、梁有隙的汪康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细心地想起来,康也是一个真了不起的人,以一介书生,年方四十,却创造了历史的伟大画面。当时与今天的人们,可以向康提出无数指责,康也确实有着种种毛病,但历史的最奇妙之处就在于不可重复性。事情已经发生了,假设再多,也只能是寄托着一种心情而改变不了历史的本身。

  康的业绩是不能否认的,康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康的粉饰也是应当擦去的。这一切本来应该是不矛盾的。“尊尊”、“贤贤”不再是今日历史学家的工作态度,他们的工作,只能是“求真”,无论对待何等样的伟人,均应予以平视,并作平心之论。(茅海建)

[责任编辑:崔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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