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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认真活过的人都是诗国赤子

2018-08-11 09:45 来源:解放日报 
2018-08-11 09:45:38来源:解放日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吴艳红

  古老的诗歌越过漫长的岁月流淌至现代,不仅仅是一种文字凝练的诗意,也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独特心灵栖息方式。中华书局出版的《诗国神游——古典诗词现代读本》,面对古典诗词,意在现代;面对中华传统,比照西方,以贯穿古今中外的视角阐释、理解中华大地上古老的诗意。

  《诗国神游》责编吴艳红撰写的这篇编辑手记,既是对这部著作的具体解读,也是对诗歌如何关照读者心灵的感性表述。

  也许,每个认真活过的人,都会在心底羞怯地承认:我热爱诗。为何羞怯?因为诗让我们真诚面对自我,没有一丝一毫的苟且。这份赤裸裸的审视,是逼视,是面向悬崖逼到死角退无可退后的向上一跃,其中的百转千回欲罢不能不足为外人道也,这份隐秘的羞怯亦是人的尊严所在。李元洛老师的《诗国神游》,正是让我们羞怯地承认自己热爱诗进而逼视自我的厚重之作。

  这本书的前身是30多年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楚诗词艺术欣赏》,而今修订重出,增加了作者这30多年来的阅读与感悟。30多年前的旧著,还有重出的必要吗?这是编辑要思考的问题。虽然,书业年年推陈出新,但做书不是赶趟儿,而是匠人般拿起、放下的慢活,在一拿一放中,挑选出有价值的书,是一种缘分、一件乐事。如同“相玉”般,“相书”也颇讲机缘。中华书局上海公司总经理余佐赞做了这件慧眼“相书”的事,而我则有幸参与拂拭打磨这颗尘封已久的珠子。

  静观默察的审美理智

  《诗国神游》从诗词创作的主体与本体出发,分为五大篇,即襟抱篇、构思篇、技巧篇、语言篇、风格篇,以文本(诗词)为中心,勾连起作者和读者,形成“作者—文本—读者”的完整结构。

  五大篇共108篇小品美文,每篇文章以一个诗学问题、一首诗为中心,旁征博引古今中外诗论、文论,相参以他诗,既独立成文,又相合为篇。作者立足古典诗词,纵向联系“五四”以来包括当代新诗与旧体诗词的创作,横向联系西方文论与诗论,力求贯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以文学小品的笔法撰写诗歌赏析文字,体现出学术的通俗化、文学化与个性化。

  一个人是否有前世今生的轮回,我们无从知晓。但拉长时空,放眼世世代代,我们看到事事轮回无已。古人的遭际和情绪在今人身上重现,这也是西人所说的“太阳底下无新事”。尽管遭际的缘起各自不同,情绪体验则一。无怪乎东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感叹:“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这意味着古今情感是相通的,身处现代,我们依然能理解古人,依然能读懂古典诗词背后的诗灵。

  李元洛充分意识到诗的作者是诗的灵魂,在分析诗文本的诗学规律前,首先联系诗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和自身遭际,做到知人论诗。如分析宋代词人李清照的《武陵春》的诗学规律,绕不开此词是在何种心境下创作的。他写道:“其词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写爱情和山水风景,后期多抒家国兴亡之感。”接着交代时代背景,金人南侵,攻城略地,苟安于临安的南宋朝廷为之震恐。李清照南渡转徙杭州又羁留金华,其时丈夫赵明诚已去世5年。国事蜩螗的多事之秋,只身孤影的弱女子辗转流离,愁绪似海深。此时的愁绪再也不像南渡前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彼时,虽两地分离,饱受相思之苦,毕竟人在天涯,还可鸿雁传书。此时,人鬼殊途,新仇旧恨,徒叹奈何!在流寓金华的次年,李清照在心为志,发言为声,写下了这首传唱千古的婉约词《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如果不了解诗文本背后的“本事”,如何算得解诗?如果没有共情的解诗,如何算得正解?人是在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场景中,不是抽象的,对诗作者的深入理解,是解诗的前提。那些隽永的诗句凝聚着古人的生命体验与情愫,今天的我们或可借由共情的方式,去遇见他们、理解他们,进而找到自己、认识自己,就像作者所期待的,“高明的欣赏绝不只是作品内涵的再现与复制,而是作品的延续、扩展、升华。欣赏者在获得审美初感之后,静观默察的审美理智使他展开‘视通万里’的空间联想和‘思接千载’的时间联想,对诗的意境进行审美再创造,得到属于自己的更多的审美发现与审美喜悦”。

  做好“纵的继承”

  我们在欣赏诗歌时,容易人为地将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割裂开来,仿佛它们是异质的,各行其是,没有交集。其实不然。古典诗词可“以中解中”,也可“以西解中”,亦可与现代诗歌互证,这恰好是副书名“古典诗词现代读本”的注脚。

  “以中解中”的诗歌鉴赏方式,有待于方家从古典诗论中汲取更多理论资源。提起古典诗论,我们容易想到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于是给古典诗论贴上印象式、感悟式的标签。其实,前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词理论著作,如严羽《沧浪诗话》、杨载《诗法家数》、胡应麟《诗薮》、沈德潜《说诗晬语》、况周颐《蕙风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等等。此外,还有广泛夹杂于诗歌、笔记、小品文甚至书札中的精妙诗论。如柳宗元的七言古诗《渔翁》,结句“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苏轼提出,“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这段诗论出自《书柳子厚〈渔翁〉诗》,并非出自专门的诗话。“反常合道”即是值得阐释的理论资源。李元洛结合元末明初诗人唐温如的《过洞庭》作了解释。《过洞庭》诗云:“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前两句由满湖白浪联想到人的白发,由白发想到洞庭,由洞庭想到湘君,于是有西风“吹老”湖水,掀起的白浪宛如湘君的白发这样的妙语。后两句说满船清梦压住了天上星河,似乎不合常理,但满天星斗倒映湖中,诗人“醉后”心灵敏感,有此绮思却合常情。作者阐释道,反常是以非常态性的诗艺表达客观现实和主观情思;合道,是说这种反常不一定符合生活的逻辑,但符合感情的逻辑,能表达诗人独特的体验。“反常合道”言简意赅,这种创造性的阐释激活了古人的理论资源,将古典诗论嫁接到了现代。

  “以西解中”的诗歌鉴赏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可用“典型瞬间”的美学原理来解读。莱辛的美学名著《拉奥孔》提出文学作品宜表现高潮来临前的顷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拈取回乡这一瞬间,“少小”至“老大”几十年间的往事、诗人如何回答儿童的“笑问”等未置片言,留下了丰富的悬念,激起读者的审美期待。再如,“移情”指移人之情于物,广泛运用于古典诗词中,如“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对此,前人虽未用“移情”一词加以总结,却也有相应的理论,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曰:“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可见,中国古典诗歌并不缺乏移情论,甚至超出了西方移情理论的内涵,赋予了独特的意境色彩。

  古典诗歌亦可与现代诗歌互证。“七月派”诗人曾卓的名作《我遥望》:“当我年轻的时候/在生活的海洋中,偶尔抬头/遥望六十岁,像遥望/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而今我到达了,有时回头/遥望我年轻的时候,像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即暗合明代杨慎《宿金沙江》时空交错、回旋往复的诗艺。

  作者在书中大声呼吁:一味鼓吹“横的移植”,而不去作“纵的继承”,不等于“藏金于室而自甘冻饿”吗?可谓催人猛醒,动人心魄。开发古典诗歌自身的理论资源,做好纵的继承,任重道远。

  在诗歌面前“缴械投降”

  人们常会好奇:一个编辑的日常状态是怎样的?

  除了选题、书名等较有创意性的活儿和一些较事务性的活儿外,编辑的主要精力花在审稿上。审稿介于创意和机械之间,既要带着极强的判断力和敏感力,又要有机械般的定力和恒力。落实到《诗国神游》,39万字的篇幅,108篇小品文,容纳的知识量实在是太丰富了,近千首古今诗词、随处可见的古今中外诗论、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些都是要核实的知识点。枯燥中带点乐趣,求知的乐趣,和古人共情的乐趣,照鉴人性人情的乐趣。做编辑久了,心愈发沉静,再枯燥的事也成了修心的道场,这是近来愈发强烈的感受。

  清人王夫之的“自淑”、“诲人”、“知道而乐”之说,也是编辑之乐。编辑工作看似“为他人作嫁衣裳”,但成人之美实在是一件乐事。作者在后记中说:“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应该是作者与编辑精诚合作的成果,质之拙著,信有之矣。”这一份沉甸甸的信任,正是我最可珍视的情谊。

  这本书亦成为我和作者李元洛老师缘分的纽带,开启了日后的相互问候与交流。我从李老师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治学的广博严谨,更是做人的严肃庄重和情深义重。李老师有传统文人的雅好,擅写毛笔字,能治印,会吟诵,与友人笔墨往来,诗作互答,相与酬唱,陶然而乐。他和余光中先生、流沙河先生几十年的文谊就是这般风行水上,自然而然。这是年轻的我们很难拥有的情怀与才华,我分明感觉到他生命中特有的庄严与高贵。而在我看来,理解作者的生命历程和生命情调并引起共情,是编辑最大的收获。

  在与《诗国神游》“耳鬓厮磨”的日子里,我的心更灵敏更清醒了。因为,每个认真活过的人,都会在诗歌面前“缴械投降”,卸掉日常的防备与伪装,卸掉尘世的缤纷与混乱,变回赤子,简单自然。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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