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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莫桑比克的巫师

2018-09-16 17:40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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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中江 邱宇同

  第一次来到中国的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Mia Couto),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他会在第一时间问出版方,中国女性出嫁后是否会改随夫姓?还很好奇记者的笔记本电脑,敲下键盘之后怎么会显示出中文字符。同样的,对中国读者来说,米亚·科托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中信大方”才刚刚翻译引进了三本他的书——《母狮的忏悔》《耶稣撒冷》和《梦游之地》。对于新事物,人们常常会贴上简单易识的标签,比如“非洲作家”。但这其实是一个米亚·科托不愿意接受的轻率的介绍方式。

  “非洲深受本质化与田园牧歌化之苦,很多声称是纯正非洲的东西其实不过是非洲之外的臆造。几十年里,非洲作家要去证明纯正性:人们要求其文本传递出大家认为的真实种族性……确实有很多非洲作家面临着特殊的问题,但我并不想因此便将非洲视为一个唯一、独特、同质的地域。”作家本人在2008年斯德哥尔摩国际作家与翻译大会上这样说。

  身为葡萄牙后裔的他,出生在莫桑比克的第二大城市贝拉,父亲是当地著名的诗人和记者。米亚·科托上学时参加了反殖民斗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后来自己选择定居在莫桑比克。他的身份很多样,诗人、小说家、记者、生物学家,同时也是文化思想者,对文化冲突、种族、环境、性别等诸多议题都有深入思考,这也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广博、多元的气象。在今年上海书展“大方文学节”的演讲中,他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十年前,他在一个动物保护区遇到一个猎人,也是通灵者。在他们相处的最后一晚,已经失去视力的猎人说,“为什么你现在对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看不见一样?我不用眼睛看,我的朋友,我借助梦来看。”在他的作品里,米亚·科托也尽力传达莫桑比克人关于身体和意识的概念,“我们是用整个身体来思考的。我们的大脑分散在身体各处,从头到脚。思想并没有自己的家,它在我们拜访他人的时候发光。”

  将本土语言与葡萄牙语创造性结合,通过添加词缀、旧词合并等创造新词,是米亚·科托作品的一大特点。在这点上,巴西作家罗萨对他有过很大影响。葡语文学学者樊星说,在2009年出版《耶稣撒冷》时,米亚·科托对语言创新的极致追求已渐渐让位于一种流畅自然的叙事风格,但某些字句仍然会时不时跳出来。甚至《耶稣撒冷》这个书名本身,也是作家造词的产物。“巴西与非洲都曾是葡属殖民地,葡萄牙语是殖民者曾使用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对语言的改造意味着对殖民历史的反抗。”

  包括《纽约时报书评》等在内的媒体,在谈到他作品风格的时候,都会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形容。此次中国之行,米亚·科托也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事实上,他本人并不认同这种归类,而是认为“魔幻和现实这两样东西是一体的”。在米亚·科托笔下,人和动物、植物甚至石头之间,存在可以转化的玄妙。人可以变成鸡,变成狮子,甚至是一棵树、一条船。这种看起来不可思议、十分魔幻的情节,在莫桑比克本土文化中,却非常自然,毫无违和之感。

  多年的战争给莫桑比克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女性的命运更加多舛。在识字率还不是很高的当地,身为作家的米亚·科托,会被视为带有神秘力量的“巫师”。甚至走在路上,也会有人把他拦下,诉说自己的遭遇,希望能通过他传递声音。米亚·科托不仅将自己的观察写到了作品中,还积极投身各种社会活动,为受难者发声。最早被引入中国的小说《母狮的忏悔》,就对女性的遭遇给予了深切关注。在库鲁马尼村,二十多个女人接连葬身狮口。随着调查的推进,人们开始认识到,也许母狮并非真正的狮子,而是女性用巫术召唤出来的古老神灵……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这样评价他:“不同于我以往读过的任何非洲文学。”在上海书展期间,米亚·科托接受了北京青年报的专访。

  北青艺评:《梦游之地》中文版序言中您说,如果你去过莫桑比克,就会理解这一点:所有人都想忘记内战,仿佛它根本没有存在过。这种失忆成为共识。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也对几十年前的战争基本没有什么印象。除了人类共通的原因,为什么说所有莫桑比克人“都想忘记内战”?

  米亚·科托:在莫桑比克,人们并不是真正的忘记,而是被迫忘记。因为他们害怕,那(战争的影响)并不是过去,而是依然存在着。他们缺少自由,尝试去忘记那段历史,但战争还在影响着现在的人。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一定要接受那段历史。即使那段历史很痛苦,仍然是历史的一部分。作家的任务不是指出历史上的真凶是谁,他们的任务只是讲一个故事,因为这是历史的一部分。

  北青艺评:《梦游之地》开篇就用富有诗性的语言描写了战后景象,写作诗歌对您的小说语言有怎样的作用?

  米亚·科托:写小说这件事,跟用诗意的语言是没有对抗关系的。这是没有边界的,(边界)是人们构建出来的。人用理性去思考的时候,就把隐喻的可能推到一边,人们不喜欢这种东西,好像非常孩子气似的。

  北青艺评:《梦游之地》在叙事上采用两条线,其中一条是日记的形式。《母狮的忏悔》也采用类似的叙事方式,这是您所偏爱的结构形式吗?

  米亚科托:我不喜欢一个主角的叙述方式。我只是一个倾听者,把自己听到的不同声音,以这样的方式去呈现。

  北青艺评:“造河的人”这样一个意象,同样也在前面说的两本书中有所提及。这是您特意创造的,还是有民俗传统?

  米亚·科托:这是来源于一种神话和民族传统。当地人认为,河流是一个像人一样实体的东西,跟其他比如说岩石一样是有生命的。河流还是连接死去的人和现在人的一个桥梁。

  北青艺评:《耶稣撒冷》这本书里,在“耶稣撒冷”的人,拒绝回忆过去,也看不到未来,那怎样定义“当下”这个概念?

  米亚·科托:在莫桑比克人的概念里,过去和未来不是线性的,不是有前后顺序的,而更像一个环。这是当地人对时间的理解。在莫桑比克语言里,也没有“未来”这个词。有“明天”,但是没有“未来”。所以一个人从来都没有真正死去过,因为一直都是环形的,一直是关于现在的。

  那里的女人去生孩子之前,是不能给孩子带任何衣服的。在你看到这个小孩之前,是不可以给他/她穿上衣服的。因为你在预测一种未来。在那里,他们认为,“未来”这个事情是不可预测的。这看起来比较奇怪。他们认为,你这个个体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你和你周遭的一种协调、协商,共同存在于一种协调中。他们眼中看到的山和河流,不仅仅是固体形态的山,而是会有声音。我的作品就是把各种不同的声音放在一起。

  北青艺评:这和东方文化里的“轮回、往生”是否比较相似?

  米亚·科托:这跟东方哲学不同。在莫桑比克,没有死而复生的过程,人是没有真正死掉的,而是无处不在的,一直在你身边。他们并没有不在场,只是改变了存在的形式。即使你在活着的时候也可以变成一棵树、一条船,或者是其他生物。

  北青艺评:在这部小说中,“我”与还有过去可以比较、能感到痛苦的“哥哥”相比,没有其他体验,这个“我”建立的是怎样的认知?

  米亚·科托:这本书的主人公有点像我自己。我的记性特别差,记不住很多事情。对“我”来说,保持沉默是在场的一种方式。在英文版和法语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沉默的调音师》,这也是中文版一章的标题(《我,姆万尼托,调试寂静的人》)。这个“我”的一个身份,就是沉默的调音师。

  北青艺评:女性角色玛尔达的闯入,直接导致了“耶稣撒冷”这个世界的改变。您希望通过这个人物告诉读者什么?

  米亚·科托:因为这个角色是个女性,对主人公来说,其实是带来一种新的、和男性相对的气质。她来自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既渴望了解,又有些害怕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爸爸告诉他们,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不存在了。所以他们对那个地方(女性来的地方),有这样一种情感。

  北青艺评:《母狮的忏悔》里库鲁马尼的女人,都对丈夫有尊称“团古”。而丈夫则直呼妻子“女人”,可以看到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命运也很悲惨。现在莫桑比克女性地位是否有了明显的改变?

  米亚·科托:在城市和农村的女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穷人和富人,黑人和白人也是不一样的。很难说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是怎样的,这是跟你的阶级、宗教相关的。不过在选举这件事上,莫桑比克在全球来说都是很平等的,议会里百分之五十是女性。当然这是事情表面的一个情况。

  北青艺评:在争取男女平权上,您是否参与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给相关的组织提出好的建议?

  米亚·科托:首先我是个作家,会用文学来写这些事。其次我还会参与很多争取女性、儿童权益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我也是活跃者的角色,在一个公民社会的环境里。在路上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叫我停下,让我告诉那些人某个事情。我并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感觉自己有点像传声筒的角色。对这些人来说,文字的世界,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北青艺评:就是说文字的世界影响不到他们,他们更希望有人可以直接为他们发声呼吁?

  米亚·科托:莫桑比克在43年前独立,但那个地区识字率还是很低的,当地人认为能写字的人还是属于不同的阶层。我因为一方面写文章,另外在报纸上发表言论,在当地也是有名的人,人们会把我当作传声筒这样一个角色。

  北青艺评:小说中提到的“同化教育”(葡萄牙在殖民时期推行的教育),对莫桑比克现在的文化是否还有影响?

  米亚·科托:当地有25种以上的语言,百分之四十的人既不会讲也不认识葡萄牙语,他们还在说自己的母语。如果说小朋友的话,小学基础教育里有方言和葡萄牙语的学习。

  北青艺评:您曾在以前的演讲中提到,“三十年前几乎没有莫桑比克人母语是葡萄牙语,到现在12%的莫桑比克人将葡萄牙语作为第一语言。”这是否意味着莫桑比克本土的语言已经很衰弱?您对莫桑比克本土语言有怎样的研究,在作品中倾向于怎样运用?

  米亚·科托:葡萄牙语作为莫桑比克官方语言,确实很多人渐渐不太会讲母语了。在学校里,很多人是把葡萄牙语作为第一语言去教学,当作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还是有差别的。

  北青艺评:中国与非洲国家,都曾有过被外国入侵殖民的经历,被视为文化上的“他者”。在文学作品或者评论中,会有一种“奇观化”的想象。您认为今天这种情形是否有比较大的改观?

  米亚·科托:情况肯定更好了,现在莫桑比克可以从内部发出声音。但是所谓对“他者”的构建,去想象对方是怎样的,其实是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操纵,有目的的一种操纵。

  北青艺评:可以谈谈最开始阅读作家吉马良斯·罗萨的体验吗?

  米亚·科托:罗萨是个诗人,写文章也是非常诗意的。罗萨从别的语言借鉴了一种逻辑,改造了葡萄牙语。对于那些偏远的人,他们说的语言是没有限制的,不存在语法正确与否的问题,他把这种自由带到了葡萄牙语中。他是个医生,经常骑个毛驴,带着小本子,听人讲故事。他把其中的语法和逻辑借鉴过来,改造了葡萄牙语。举个例子,比如他碰到两个人坐在一起,就问其中一个人你在干吗,这个人回答说,我什么都没做。问另外一个人你在干吗,他说我在帮这个朋友。

  北青艺评:他给了您怎样的启发?

  米亚·科托:罗萨作品的存在,对我相当于一种允许——你可以去这样做了。之前我觉得写作是一种需要理性的东西,看过罗萨的作品之后,相当于他对我说,“你这样做吧,你去写吧。”

  北青艺评:在各种介绍您的文字里,会提到您是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今年这一奖项暂停颁发,您会期待这个奖项有什么新的改变吗?

  米亚·科托:对于诺贝尔奖,我其实没什么期待,但是我希望能够改革评选标准。现在有很多重要作家,并没有进入诺奖的视野。而且诺奖的评选是非常欧洲中心化的。这也不是以我的角度出发说的,因为在诺奖内部就有这样一种质疑的声音。比如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嘉宾皮特·恩格伦,就有这样一种批评的言论,认为诺奖是欧洲中心化的。我以前得过很多奖,有些没什么名气。但是如果有个小孩子走过来说喜欢我的书,我的书可以打动一个小孩,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

  北青艺评:莫桑比克的年轻作家们,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米亚·科托:他们关心世界,希望成为世界的作家。

  北青艺评:您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好奇,想知道的?

  米亚·科托:我想知道一切关于中国的事情。目前我只来过上海一个城市,非常喜欢上海,我还想再来,看到更多的中国。(◎采访:张中江 ◎翻译:邱宇同)

[责编:崔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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