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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扬与柏林爱乐在北京的巅峰之旅

2018-09-26 14:12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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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卜大炜

  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一年之内欧美的超级交响乐团和演奏家纷至沓来,“忽如一夜春风来”,在共和国的中外音乐交流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章节。1979年10月,指挥“皇帝”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演出“空降”北京,举行了三场音乐会。这支成立于1882年的乐团,有着深处德奥音乐重镇的人文背景,历史上的艺术掌门人中有世界上“最早”的专业指挥家彪洛、确定了指挥艺术规范的尼基什、德国指挥界的“王者”富特文格勒;直至“指挥皇帝”卡拉扬,与乐团录制了大量的“发烧级”交响乐唱片,是当代交响乐演奏艺术的代名词,成为交响乐爱好者心中的“天团”。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指挥皇帝”与交响乐“天团”的音乐会,是音乐爱好者们始料未及的。

  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了三套曲目:第一套是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第二套是德沃夏克的第八交响曲和穆索尔斯基-拉威尔的《图画展览会》;第三套是贝多芬第四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通过音乐会,观众首先领略到勃拉姆斯的交响曲是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拿手、也是体现乐团风格的曲目。大家对德沃夏克那充满印第安音乐元素和黑人音乐元素的《第九交响曲“新大陆”》早已耳熟能详,而第八交响曲在当时有些冷门,但是听柏林爱乐乐团一演奏,发现作曲家的交响乐中还有着另一番清新的情趣。在现场听穆索尔斯基-拉威尔的《图画展览会》“基辅大门”一段,乐团弦乐低音声部充满了厚重质感,铜管低音声部威力巨大,汇合为排山倒海的音响巨浪,非常震撼,从而领略到传说中的“德奥乐团厚重的低音”,而这种音响效果从唱片中是听不到的。卡拉扬的脊柱曾经做过手术,只见他上场时拖着一条不灵便的腿缓缓移动,真像他在自述中所说的,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路。大家都知道影像中的卡拉扬有“瞎子指挥”之称,以为是为增加镜头的效果,这次看到在现场演出中,他也一直双目紧闭。尽管卡拉扬面无表情,形如雕塑,不似小泽征尔那样生龙活虎,但音乐的动人程度不减,指挥动作简约,音乐内容却丰富无比。

  访华音乐会上,乐团中原来的第二双簧管代替意外负伤回国的首席双簧管吹第一声部,演奏得非常完美,他就是后来阿巴多时代一直担任双簧管首席的阿尔布雷希特·迈耶。而那位第一巴松却在贝多芬第四交响曲第四乐章的一处快速音阶经过句上“拌了蒜”,险些“翻车”,“天团”的大师级演奏家也会有“滑铁卢”,这是演艺事业的残酷性。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是柏林爱乐与中央乐团同台演出,这是中央乐团继3月份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同台演奏后,一年之内又一次与世界超级乐团并肩演奏,中国的交响乐团演奏家开始建立起新的演奏理念和方式。乐曲结束后,两国乐手们很兴奋,互相握手,观众们更是兴奋,但任凭掌声如何热烈都没有加演,听说这是卡拉扬的规矩。音乐会没有在小泽征尔与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的首都体育馆,而是在南城的北京体育馆,这里是乐团打前站人员相中的,并制作了反音板放在乐团背面,音响效果比首都体育馆好得多。从那以后,这种反音板就在中国众多的音乐会上广泛应用了。音乐会上,柏林爱乐的随行家属们都安排坐在场地内面朝指挥的一角,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也是一道“风景线”。

  始料未及的还有乐团专机到达时的“空降”出了状况。当年首都机场还没有足够高的舷梯与之接驳,匆忙中将一架拼接加高的舷梯靠上,结果首席双簧管走出舱门便从两层楼高处跌到地面摔伤,身后的一位成员见状吓得心脏病发作,卡拉扬下机伊始便被这个事故点燃了怒气。在音乐会上,卡拉扬与小泽征尔不同,对迟到的中国观众并不包容,面露愠色。其实,乐团内部对卡拉扬这种做派有着不同的看法。柏林爱乐的两首席之一和乐团的常务理事赫尔穆特·斯特恩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歧视”。他还认为卡拉扬对“音响”的追求是“作曲家的意图被他用音响之美覆盖了,有时甚至被错误地颠倒过来,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

  乐团这趟访华成为了赫尔穆特的怀旧之旅。赫尔穆特·斯特恩是德国犹太人,8岁时全家为躲避纳粹的迫害从柏林流亡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开始学习小提琴,师从哈尔滨的小提琴“教父”——流亡的俄罗斯犹太小提琴家特拉赫金伯格。抗战胜利后他前往巴勒斯坦,后考入了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机场,会说中文的他步入候机楼时,在前来欢迎的中央乐团同行中发现了小提琴家杨牧云、范圣宽等人,他们都是当年在哈尔滨的同门师兄弟。在北京的演出结束后,赫尔穆特离队回访他青少年时的“故乡”哈尔滨,来到了他家当年的旧居,“我在一个窗户上忽然看到了一块我母亲三十五年前从柏林带来的窗帘的一角残余。我实在忍不住了,眼泪就流了出来。”如同小泽征尔对于童年故乡北京情怀依旧一样,赫尔穆特也对哈尔滨很“念旧”,并对这里音乐界做出了贡献。“音乐无国界”这句话真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卡拉扬和柏林爱乐在北京的音乐会,规格高,水平高,满足了民众的艺术期待值,在改革开放初始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场古典音乐会演出到达了一个高峰,因此他们的访华堪称巅峰之旅。卡拉扬率柏林爱乐的访华,不如此前费城交响乐团和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的政治色彩浓厚,但由于他们在西方古典音乐界的地位所在,对于中国古典音乐界的“入世”起到了无形的推进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来的古典音乐演出团体和个人也越来越多,进入了常态化。(卜大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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