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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研究的新创获

2018-09-27 19:31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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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郑传寅 孙向锋

  有人将人类学家的研究比作“站在山顶之上,俯视田野之美”,中国戏曲学院陈友峰教授的近著《中国戏曲成因与历史走向的文化人类学阐释》一书,可谓其多年来俯视“田野之美”、上下求索的力作。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戏剧,直至戏剧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在西方也是较晚的事。其实,中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戏曲的起源与巫傩祭祀的关系。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就已提出“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新时期以来,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目连戏、傩戏、少数民族戏剧的研究逐渐热络,文化人类学作为研究戏曲的新视野和新方法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戏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中国戏曲成因与历史走向的文化人类学阐释》在文化人类学视阈下,系统阐释中国戏曲生成的宗教与世俗化因素,勾勒出了戏曲艺术形态、艺术精神、艺术原则、审美情趣的演变趋势。

  在该书“绪论”部分,作者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时空观念,是“时间主导下的循环型时空观念”,这一观念对戏曲审美机制和审美形态的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促使中国戏曲发展出迥异于西方戏剧的舞台形态和时空观念,这一结论揭示出影响戏曲外在特征的本质因素,为戏曲艺术特征形成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思考导向。在“上编”第一章,著者深入论述了原始宗教与戏曲艺术精神的相似性和共同性,并在第二章探讨了图腾崇拜、古代祭礼、村落庙会与戏曲生成之关系,揭示出它们与戏曲艺术生成的内在联系,论证了它们在戏曲生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应有作用。在第三章中,重点探讨两种与宗教关系密切的民间曲艺“道情”和“俗讲”对戏曲艺术形式、艺术精神和审美机制的影响。而在“中编”部分,作者则重点阐释了从原始歌舞到戏曲初始形态,再到走上舞台、走进城镇的成熟戏曲的演进过程,揭示了戏曲生成的世俗化路径及其哲学意蕴。“下编”第一章从演出形式、舞台美术、戏曲脸谱、戏曲服饰四个方面探讨了戏曲艺术形态的演变趋势。接着,第二章又从现实与宗教、悲剧与喜剧、生命与生存三个方面探讨戏曲精神的演变趋势。其后的章节诠释了戏曲艺术原则与审美精神的演变趋势,最后则从艺术本体论的视角,探讨了戏曲艺术的终极追求与双重品格。不难看出,该书的理论框架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稽古勾陈、博引旁征,其所遵循的“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则体现出该书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增强了学术征信力。

  该书的重要价值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文化自信和客观精神审视戏曲的存在形态和存在意义。诚如作者所言,文化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和区域环境中有着很大差异,但从人类学意义上讲,“西方戏剧并不比东方戏剧优异,东方戏剧亦不比西方戏剧逊色”“面对西方文化,我们无须盲目自大,亦无须妄自菲薄”。正是在这样的高度文化自信之下,作者才能以更加客观的精神,采取更为客观的方法,用“他者”身份来审视和考察中国戏曲的存在形态和存在意义。同时,作者也认识到:“‘让事实说话’,也许是我们捍卫自己研究结论的一把‘利器’,然而,当我们祭出这把‘利器’时,却发现它上面已经布满主观侵蚀的锈迹。”毕竟“用什么事实说话”和“让事实如何说话”的权利掌握在研究者手中,而文化人类学研究秉持的“他者身份”和“零度情感”,正是保证戏曲研究客观公正的极好手段。

  第二,以翔实的资料和科学的方法阐释戏曲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该书给读者的最直接印象恐怕要属资料的翔实了。可以看出,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始终坚持用材料说话。例如,作者对入选《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的《琵琶记》关目、科诨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悲剧主题下其实不乏喜剧色彩,最终证明中国戏曲的悲剧情结和喜剧精神是水乳交融的。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一结论,作者这种立足文本、不尚空谈的研究方法,在当下戏曲研究界是很值得提倡和肯定的。

  第三,以全新视阈和全局观念揭示戏曲的演变规律和未来走向。用文化人类学视阈研究中国戏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过去,学界一直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戏剧人类学研究的是戏剧的发生学,研究对象是戏剧的原始状态,而戏曲的现实状态则很难用人类学理论加以阐释。而作者认为“哲学和美学对戏曲艺术形而上的阐释与总结,并不能完全涵盖戏曲艺术形而下存在的诸多方面”,因此,他试图运用文化人类学这个新的视阈,探讨和解决戏曲生成过程、演变路径、未来走向、生存状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时空观念、审美原则、心灵诉求、精神价值、终极目的等一系列论题。尤其是戏曲的历史走向问题,即“当下性”问题,关系到戏曲生存和发展。本书“下编”论述了戏曲艺术精神的“终极追求”,作者提出:不论戏曲艺术存在目的和最终追求是什么,均是相对于主体的“人”来说的。因此,在这一话语境域中,作为现实存在主体的“人”都不能缺席。进而指出:戏曲艺术以及戏曲艺术作品的历史存在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它再现或表现什么,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影响之中。可以说,这一结论是颇有见地的。

  虽然,该书对有些问题的开掘尚有待深入,但其将戏曲置于文化人类学和哲学、美学语境和视阈中展开系统论证和探讨,为戏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开辟了新境界,拓展了戏曲研究的新领域,为戏曲文化研究向更广更深领域开掘,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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