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著名音乐评论家、音乐学家，国家艺术基金评审 景作人

　　最近参加国家艺术基金滚动项目评审，有幸接触到一部很有意义的作品，这部作品是由上海爱乐乐团申报的，著名老作曲家吕其明和陈新光合作的交响组曲《使命》。

交响乐《使命》

　　《使命》是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而作的献礼作品，它有着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从完成之日到现在，《使命》已经走过了好几年的实践之路，而在这几年中，它的演出量剧增，其艺术感染力之强，深受广大听众的赞扬。

　　《使命》出自两位老作曲家的笔下，创作初始时，人们把它看作是一部应时作品，而到现在，它已是一部赢得越来越多的听众喜爱的，拥有高质量和高水平的持久性作品。

　　作为一部交响乐作品，《使命》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结构上，都可称之为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的作品，它由序、四个乐章加尾声所组成，其大型化和广义化的特征，决定了它在历史包容性和时代歌颂性方面所具有的风格优势。

　　我听《使命》，内心感受最深的，就是一种在深刻反思和深切体验之下所迸发出的斗争激情，而这种激情是由巨大的时代推动力所承载的。它是一种代表着中华民族英勇气概，肩负着沉重历史责任的伟大精神。

　　吕其明是我国著名的老一代作曲家，提起交响诗《红旗颂》，电影《红日》《白求恩大夫》《铁道游击队》《城南旧事》《庐山恋》的音乐，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忆犹新。吕老是人们所尊敬的作曲家，他在八旬之际，接受了创作交响组曲《使命》的任务，并以惊人的毅力和高亢的精神投入创作，最后终于与陈新光合作，完成了这部艰辛而又辉煌的巨著。

　　《使命》虽为组曲，但在整体结构上仍体现出严整的交响构思。从“序”开始，各乐章之间均有着交响套曲般的相对延续性，亦有着单乐章交响诗般的相对独立性。

　　说实话，这部作品很有肖斯塔科维奇式的恢宏性和马勒式的哲理性，其中引子（序）中运用的手法（低音弦乐不协和的宣叙调进行，木管乐的低沉哀诉等）非常扣人心弦，它恰似“贝九”第四乐章中的手法，很有生动的语气感。而后各乐章的主题展开和交响化处理，亦都体现出悲愤、壮烈、英勇的特征，这种特征与气概，在人们的听觉上产生了般立体的丰满效果。

　　我很熟悉吕其明先生的音乐风格，在他的作品中，歌颂性、抒情性手法的运用可谓顶峰造极。而在《使命》这部交响组曲中，“吕老”特意加强了严肃性的表现手法，使人们清楚地感觉到其中具有的深刻性。为了用音乐表现中国人民的斗争历程和革命精神，他与陈新光在创作时，有意赋予了作品非同寻常的创作构思，即矛盾的、戏剧的、带有强大动力感的交响性构思。

　　《使命》给我带来的最深感处是，它具有一种强烈的“负重”感和爆发力，而这种“负重感”和爆发力，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所经历的历史灾难以及因它而产生出的不屈精神。此外，它还揭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哲学，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由此看来，它是一部真正的交响乐，一部富有使命精神和使命含义的交响乐。

　　本次研讨会上，来自全国的专家评审们，都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大家在赞扬这部作品的同时，亦不约而同地为吕老旺盛如春的创作精神所感动，并对其晚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表示钦佩。

　　当然，作为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项目，与会专家们亦对这部作品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意见，并希望这些意见能够在作品的进一步修改中起到积极作用。

　　我本人的看法与很多专家一致，首先，我对两位作曲家的联合创作表示异议，尽管陈新光先生是吕老的老搭档（亦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曲家）。

　　我认为，联合创作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风格的不统一，创作技法也多有不协和之处。如今的《使命》，整部作品在风格、技法、比例等方面都有很多不够匹配的地方，而这些不够匹配的地方，无疑成为了该作品在风格体现上的硬伤。

　　第二点，关于民族乐器的使用问题。《使命》中采用了二胡和唢呐两件民族乐器，它们分别成为《使命》两个乐章中的主奏乐器。

　　坦率地说，对于二胡的使用我比较认可，因为它那富有凄凉感的音色，在表现中华民族痛苦灾难方面有着特殊的效果。

　　然而，对于第四乐章中唢呐的使用我持不同看法。我认为，唢呐作为民族感极强的特性乐器，在这个交响性占主导地位的乐章中大量出现是不合适的。

　　人们听到，这个乐章在作曲家的笔下，被写成了一个欢庆胜利的唢呐协奏曲，它所表现的，完全是一个喜庆丰收式的场面。然而，《使命》是一部有着强大背负感的标题交响曲，它的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决定着它必须拥有更加深远和恢宏的场面化处理。正因为如此，唢呐仅有的民间喜庆效果在这里就显得过于肤浅。因为它除了表现喜庆（还有悲伤）外，并不具备表现深刻性、宏大性和寓意性的功能。实际效果证明，它掺在交响乐队中，带来的是一种喧宾夺主，影响整体交响性发挥的不良效果（指专业音响效果） 。

　　我个人认为，在第四乐章中应该取消唢呐，用铜管声部的独奏和重奏来代替它。但最好还是改写或重写，以便在结构上将这个乐章与尾声连接在一起，继而形成一个恢宏壮丽的乐章。

　　我的想象是，这个乐章应改成像“贝九”、“肖五”、“肖七”那样的壮丽乐章，呈现出交响乐“惊涛骇浪”般的气势，并以其巨大的戏剧感染力来表现《使命》的深刻内涵。现在的乐章将它写成了民间喜庆的音乐（更像农村婚礼），总体感觉气派小了、内涵浅了、寓意差了。这样一来，作品既失去了“使命”的分量，又削弱了其交响性的张力，实有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

　　以上尽管说了许多，但我仍然认为《使命》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它在创作上开了一个好头，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并给广大听众带来了振奋与惊喜。为此，我除了向上海爱乐乐团及两位作曲家表示祝贺外，也衷心希望它的创作者能够认真听取有益意见，将它修改成为更加精炼、更加合理、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优秀作品。（景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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