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周冰

　　日前，《中国教育报》刊载的《抄一部经典作为礼物》一文颇为别致，其引人注意之处主要有二：一为经典的抄写，二为礼物的温情。前者是对媒介时代阅读、书写的一种反拨，后者则体现了返本归根式的深情脉脉。简言之，它们共同确证了媒介时代重返经典抄写与诵读的必要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具有一定的神圣性。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老子》《庄子》，李杜的诗、明清小说等，皆为人所爱重。诵读、注解、引申等，都有某种仪式性。所谓皓首穷经、焚膏继晷，说的既是治学之辛苦、进益之艰难，更是治学者对经典所蕴涵的灵光之重视，对得道仪式之深切体认。

　　以抄写而论，南齐沈驎士年过八十，对经典仍“手以反故抄写，灯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梁代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这种抄写，或许是兴趣使然，或许是家贫使然，或许是为学之需。但“反故”“细书”“必皆”等词汇，无一不反映出他们对经典的重视，使得抄写有了庄严性，以及超常态的仪式意义。

　　在古人的诵读中，这种仪式确认更是明显。朱熹《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曾言，“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王阳明《教约》尝道，“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勿躁而急，勿荡而嚣，勿馁而慑”。诵读不能急躁莽撞，字不可误、少、多、倒，而是要字字响亮、多诵几遍，要整容定气、清朗声音。如是，诵读与日常生活的实用行为有了区别，走向了一种超然的精神价值诉求。

　　这样的抄写与诵读，实质上构拟出了一个有意义的仪式情境，并衍生出了文本的灵光。它与人的情绪和动机相遇，相互强化，从而达到丰富知识、慰藉心灵的效果。借助这样的仪式，经典的灵光得到确认，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获得融合，走向一种完满，照亮个体生命。在这个意义上，抄写与诵读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

　　可问题在于，经典抄写与诵读的仪式，随着农耕文明的衰落，一步步走向了解体。这在媒介革命时代，表现得尤其明显。信息化高度发展，机械复制带来了书写和表达的便利，但消解的是人们对文本、书写的敬畏，以及那最后的可供诗意栖居之地。许多人，习惯于用手持设备进行阅读，用键盘语音录入，用即时通讯工具交流，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提笔忘字、书写粗浅化、表达粗鄙化，以及个体无法沉淀的“漂移性”。正如《抄一部经典作为礼物》一文所言，“网络时代，键盘代替了钢笔，语音输入又代替了键盘，快捷的信息输出给人际交流带来了便利和随意，个体情绪轻易宣泄，情感无法沉淀”。

　　从这个角度衡量，学生“抄出一部经典”就有了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对古人抄写诵读传统的接续，对经典文本仪式历史感的恢复，带有一定的诗性色彩，而且亦直抵媒介时代人们文化阅读、体认的有限性，彰显的是现代人生存中的文化困境，带有一定的批判性。

　　另一方面，以抄写的《道德经》赠送父母，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孝经》曾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道德经》则道，“返本归根”“反者道之动”。人秉父母而生，“返本”“归根”是最原初的冲动，每个人都有回归母体以求完整的需求。以自己认真抄写的经典赠送父母，在体现孝道的同时，亦体现了个体求完整，与父母为一，获得“在家”之“适”的本原性诉求。这样的行为既是孝的，亦是“道”的，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体认、感悟与践行。

　　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的《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指出，“通过开展经典诵读、书写、讲解等文化实践活动，挖掘与诠释中华经典文化的内涵及现实意义，引领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更好地熟悉诗词歌赋、亲近中华经典，更加广泛深入地领悟中华思想理念、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中华人文精神”。面对媒介时代人们生活、书写、体认等方式的变迁，只有恢复与传统的接续，恢复经典的灵光与接受的仪式性，保持心中的一份敬畏，才能更好地与经典亲近，在熟参中体悟，弘扬传统的精神，走向得道的幸福！（周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