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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为什么是最受追捧的武侠小说家

2018-11-03 11:20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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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 弘

  无论是作为知名武侠小说作家,还是作为著名报人,金庸受欢迎的程度都是罕见的。以人们熟悉的金梁古温而论,梁羽生作为武侠小说作家和新闻人,其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远远不能与金庸相比;古龙和温瑞安在大众层面受到一定程度的追捧,但并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而金庸的独特性在于,他不仅几次被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接见,而且其作品在内地被改编后声势浩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了可观的收视率。在这一景象的背后,哪些因素决定了金庸风行几十年不衰?透过金庸本人的经历,及其武侠小说的话语策略、价值设定等等,不难发现其中奥秘。

  世人眼中的成功者

  何谓成功者?在中国的语境下,这首先意味着经济上的富有,其次是相应的社会地位,第三是文化资源的获得。如果只有经济上的富有,最多只能算是暴发户,受人羡慕却不被尊重;如果只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会被人视为徒有其表而无其实;如果只有前两者而缺乏文化资源,将很难获得传媒的长期青睐和追捧。显然,现实中的金庸是一个成功者,这三个方面都具备了很大优势。

  首先,金庸拥有巨额财富,在经济上很富有。其中,最重要的收入来自《明报》。《明报》1991年3月股票上市时,其市值已达8亿7千万港币,金庸独占六成。1992年,《明报》的年利润已经达到了一亿港币,香港《资本》杂志评出“上世纪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以12亿资产列第64位。从1959年创办《明报》到1991年上市,金庸的富翁之路走过了32个年头。

  他创办《明报》及其他刊物,不仅在传媒界赢得了声誉,更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1959年5月20日,《明报》正式创刊,开始只是四开一小张的小报,发行量也只有几千份,6月6日才改为对开大张。由于主要面对市民读者,为了求得生存,一开始《明报》头版几乎都是猎奇、猎艳的社会新闻,以凶杀、奸情、女色为主,字号大,标题夸张,以吸引读者,而金庸连载的《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等也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

  1962年5月,《明报》迎来了最重要的转折点,大量内地人进入香港,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明报》及时介入,连续大规模采访报道,金庸还亲笔撰写评论。到当年下半年,《明报》发行量增加到平均每日4万多份。1964年,《明报》与左派报纸发生论争,以一敌五,销量因此节节上升,到1966年之后,达到每天8万份,拥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和读者群。在其后的十余年中,《明报》密切关注内地政局,发表了大量独家新闻,金庸写作了大量社评,这为《明报》赢得了广泛声誉。1977年到1988年,明报销量稳定在10至12万份之间。1989年6月,《明报》销量达18万份。

  作为商人,金庸有其精明的一面。《明报》可以高薪聘请新员工,但老员工工资偏低,员工忍受不了会自动辞职。金庸曾对人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不用给他们高人工,他们也会排队来《明报》工作”。女作家林燕妮要求金庸增加稿费,金庸说,“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另一位女作家亦舒要求增加稿费,金庸回答说,“你又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亦舒为此在专栏文章说他刻薄“爬格子动物”,但金庸也不生气,稿件照样刊登,但就是不加稿费。显然,金庸在《明报》为自己积累起了大量财富,到1991年《明报》上市,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

  金庸的第二块收入来自版税。1991年,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此前在香港三联书店任职)签下了金庸15部武侠小说的内地出版权,合同期限十年。1994年,北京三联书店将36册一套的金庸作品集捆绑销售,金庸的作品开始风靡全国。2000年,“口袋本”金庸全集出版,在半年时间里印数就达到56000套。合约到期后,金庸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版税由原来的15%提高至18%;第二,出版社每年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最低销售;第三,作品集的销售每年要以10%的速度递增。这三个条件,北京三联书店难以接受,双方合作终止。其后,金庸的作品出版权花落广州出版社。但是,出版方速度极慢,不久传出消息,金庸对这15部作品再度修订。199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从1985年到1995年,金庸作品在台湾发行了470万册以上。就在2016年第十届作家富豪榜上,作家江南以《龙族》3200万元的版税登上榜首,已经封笔多年的金庸仍然凭借《神雕侠侣》850万的版税进了同一榜单,位列第17名。

  金庸的第三块主要收入来自影视、游戏、漫画、舞台剧等的改编版权费。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已全部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有的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还被一再翻拍。截至2017年,华语电视圈已经拍了9部《神雕侠侣》,8部《射雕英雄传》,7部《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鹿鼎记》、《书剑恩仇录》,5部《天龙八部》和《雪山飞狐》,4部《碧血剑》和《侠客行》。影视剧改编权为金庸带来了大量收入,并捧红了几代明星。而这些影视剧的改编,又与他的小说销售形成了良性互动。毫不夸张地说,金庸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现象,而且是极具商业价值的大IP。

  在社会地位方面,金庸作为《明报》的老板和新闻人,以及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无疑属于中上阶层。金庸早年肄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从香港赶到北京,希望做一名外交官,但没有成功。1981年,内地邀请金庸访问,金庸提出希望邓小平接见并得到了许可。1978年7月18日,邓小平接见金庸并会谈。会谈内容后来发表于《明报》及《明报月刊》,引发了巨大反响。1985年6月,金庸被提名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5年时间里奔走于香港和内地之间。此外,他还担任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及名誉院长。这些经历,无疑大大提高了金庸的社会地位和光环。

  在文化资源方面,金庸具有先天性优势。他本名查良镛,他出身的浙江海宁查家,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编修”的美称。到金庸这一代,他的族兄查良钊做过西南联大训导长,另一个族兄查良铮笔名穆旦,是著名诗人和翻译家,深受王小波推崇。著名诗人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多年办报、撰写时评和武侠小说的经历,使得金庸一直拥有相当的话语权。直到晚年,80多岁的金庸还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并以一篇研究安史之乱的论文通过了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这可谓“活到老、学到老”的现实典范。

  武侠小说的话语策略

  1955年,受到“吴(公仪)陈(克夫)比武”事件的影响,金庸开始在报刊连载自己的第一篇武侠小说作品《书剑恩仇录》,结果深受读者欢迎。此后,金庸一发而不可收,一路写了下来。

  金庸大部分武侠小说,都贯穿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射雕英雄传》的郭靖,信奉的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到《神雕侠侣》中,更是全家远赴襄阳,协助守城;《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为了民众生命安危,不惜挟持契丹皇帝迫使其答应不起兵犯宋,之后又因为违背作为契丹人的国家伦理而自杀。而《天龙八部》中的星宿派,《笑傲江湖》中的日月神教,《鹿鼎记》中神龙教,实际都与现实相关。

  此外,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除了收官之作《鹿鼎记》之外,大都对爱情专一。一夫一妻的现代气息,弥漫于《鹿鼎记》之外的大部分金庸作品。而现代的人道主义和自由气息,也在武侠的身上得到了鲜明体现。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里,只有皇权和官权对平民拥有合法伤害权,民众在遭受权力的压迫之后唯有唾面自干。

  而侠客改变了一切。通过武功上的长期修炼,侠客通过这种暴力手段,拥有了自由的身体伤害权。不仅如此,他还可以与官权对抗,并轻易逃过国家暴力机器的围剿。这种堪与皇权相颉颃的权力,使得侠客可以行侠仗义,惩治奸邪,除恶扬善。另一方面,侠客通过武功这种暴力手段,可以轻易获利。例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让恒山派师妹从为富不仁的财主那里“化缘”;《碧血剑》中,和袁承志怄气的夏青青出门作案,从一家财主那里盗取金银。本质上,只有皇权具备夺人性命、掠夺财产等功能,但侠客们以武犯禁,不仅在皇权之外自行其是,并且另造了一个超脱于皇权之外的社会——江湖。

  于是,侠客受到了普遍欢迎,人人都期待成为具有超强武功的侠客。正如柏杨所说,在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沉沦于“酱缸文化”,而酱缸文化的本质,就是官本位。金庸的武侠小说,恰恰构成了对官本位的颠覆——他的小说中,很多官员都以负面形象出现。例如,《射雕英雄传》中的段天德,充当完颜洪烈的走狗,率领官兵捉拿郭啸天、杨铁心;《笑傲江湖》中,朝廷新任命的福建泉州府参将吴天德作威作福,野蛮可笑,结果被令狐冲轻易擒获,剥下衣服,装扮成吴的模样。这样的情节无疑让一般民众看得很解气。另一方面,正因为他们在现实中遭遇种种挫折,因此很容易在阅读金庸武侠小说时把自己想象为武功超强的侠客,在惩奸除恶的想象中寻求公正,并赢得美女(侠客)的爱情,借此获得心灵的慰藉。这种代入感的满足,是金庸作品传播广泛的重要因素。

  就文学性而言,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塑造,也是金庸作品深受欢迎的重要因素。金庸做过编剧,他早期的作品在报刊连载,其写作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因此必须揣摩读者心理,据此设置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冲突不断,让读者欲罢不能。在人物塑造方面,豪气干云的萧峰、率性至情的杨过、愤世疾俗的黄药师、机变圆滑的韦小宝成为了许多青少年的偶像。而金庸塑造的女性更是男性读者的梦中情人,为梁羽生、古龙和温瑞安所不及:诸如古灵精怪的黄蓉、温婉动人的王语嫣、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这些性格分明、别具一格的角色,赢得了各类读者和观众的喜爱。

  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金庸的收官之作《鹿鼎记》,主角从令人敬佩的侠客变成了见风使舵的小人物。在我看来,金庸笔下的侠客在现实中难以看到,而韦小宝却更为真实。(张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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