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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写小说,想给作家上课

2018-11-09 10:25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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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路艳霞

  李敬泽、李陀、吴亮、张柠、李云雷、於可训等评论家就跟商量好了似的,近来纷纷发表了他们的小说新作。去年,梁鸿、房伟等也都推出了小说作品,这是评论家要集体转行的信号吗?批评家写小说,是传统的回归,还是图一时热闹,无论怎样,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放下思想包袱搞小说创作

  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在过去的两年里干了一件大事,他写了首部长篇小说《三城记》,小说节选已于近期发表在《当代》杂志上。

  张柠说,这两年,他陪着自己的年轻主人公顾明笛,在北京、上海、广州重新生活了一遍,“我跟他一起纠结和愤怒,跟他一起生病和治疗,跟他一起犯错和纠错。”在这部“80后”成长史小说中,张柠铺开一张大都市精神地图,文字中包含百科全书式的社会速写,更有直面困境与价值抉择的诚挚叙述。

  顾明笛生活在小说世界里,他不会知道,一个批评家写他,原来背后有着远大的文学抱负。张柠说,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典型人物并不多,缺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德烈、皮埃尔这样的人物,像路遥塑造的孙少安这样的人物也很少,“我写这部长篇小说,是想回到现实主义传统,一是想恢复讲故事的能力,二是塑造人物形象。”张柠说,自己笔下的这个人物应该像避雷针一样,吸收当下时代所有的精神能量和气质,是一代人的样貌。

  但文学抱负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去年6月,张柠甚至一个月写不出一个字,每天枯坐在电脑前,面对写成的十几万字,天天从头看到尾,却一直找不到情节推进的理由。顾明笛硕士毕业后,到一家企业就职,又从企业跳槽到报社,但他在报社受到打击,准备开始转向的时候,是回到上海还是去广州发展,或者继续在北京熬着,让作者费尽了心思。最终,张柠找来找去,还是让主人公回到大学才更合理。“遇到这样的写作困境时,有很多作者会草率地往前推,但实际上我觉得恰恰要静静地等待。”

  “评论家写小说,容易自我膨胀,他们习惯把自己强大的思想性带给小说,这也是评论家写小说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张柠说,评论家写小说一定要穿上隐身衣,不要在读者面前跑来跑去,“我所做的就是蹲在下面,把我的人物举起来。”

  与作家圈创作风向对着干

  “作为一个当代人,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严密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对个人专业领域之外的事物了解太少,这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社会运转体系的了解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想象力的飞扬,也很难产生真正的大师。”在评论家李云雷看来,评论家跨界创作小说,尽管仍局限于文学内部,尽管大家不敢奢望成为鲁迅、托尔斯泰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但这是一个可贵的尝试。

  事实上,这群人写小说有改变现有文学生态的雄心,他们认为大部分作家都盯着日常琐事,写家长里短,于是想另外做出一个“样本”。

  力图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非张柠一个人的选择,评论家李陀写《无名指》要处处和现代主义的写作习惯反着来。因为他想“回到十九世纪”,像托尔斯泰那样把现实生活写得活灵活现,让日常生活充满可见、可闻、可以抚摸的质感,且“恢复小说‘写人物’的传统”。

  李云雷推出的长篇小说《再见,牛魔王》,是一部写故乡、童年之作。“现在不少作家写到故乡与童年时,写的更多的是对故乡的仇恨与怨念,这样的作品很容易写得深刻或让人震惊。”他说,这与他对故乡、童年的感受不同,也与他对那个时代的感觉不同,“我在小说中力图写出自己对故乡与童年的真实感受,自然而然就写到了爱与美,爱与美是很难写的,甚至是很难让人相信的,只有真切地感受到了,再以真诚的态度写出,才能让人感觉得到。”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房伟刚刚和出版社签订了一个长篇历史小说合同,他将于三四年内完成一部历史小说,而他的20多篇中短篇历史小说作品集今年年底将出书。房伟写历史小说,同样有自己的明确诉求,他说正因为很多作家放弃了历史题材的雄心,所以大部分阵地都已让位于网络作家,他想改变这个现状。此外,这些年,作家圈受新历史书写影响很深,很多作品走的都是姚雪垠《李自成》那样的路子,这些作品大都靠想象力,有的甚至是胡编乱造,远离了历史本身。“我看中国历史小说越看越不满意,而我自己因为研究工作,有机会接触大量史料,所以我动手一试。”

  房伟很喜欢日本作家的历史写作,他们对中国历史题材的挖掘很惊人,像井上靖、水上勉、浅田次郎等,甚至会采用很偏的史料,但他们写的历史小说比正史还严谨,同时写得还很好看,这给房伟带来了启发。事实上,抱着这样的写作观,房伟的历史小说《英雄时代》一经面世就受到关注。

  评论家写小说没有“豁免权”

  “评论家写小说,可以让评论界与创作界更好地相互理解,更好地形成良性循环,甚至有可能催生出一种独特的文体——‘批评家小说’,这都是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李云雷说。

  在李云雷看来,将小说家与评论家的界限划分得这么清晰,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病症,一种在上世纪80年代“纯文学”观念影响下的时代症候,而如今到了该扭转的时候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想到了“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句话,他说古代有很多优秀作家就是一流评论家,如杜甫、苏轼、柳宗元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张莉也认为,“批评家写小说这件事很正常,所谓‘界’都是人为制造而已,文学史上评论写得好、小说也写得好的大有人在,比如鲁迅、茅盾等。”张莉最近在读朱自清的学术文字,这让她再次意识到不同写作是相通的,所谓“界”不过是我们在画地为牢。

  张莉表示,自己很佩服那些写小说的批评家,因为他们的作品里对时代、人事的理解特别有思考深度,这显然是批评家身份带来的。但韩敬群认为,批评家写小说面临的挑战也很大,他们见多识广,很清楚写作的陷阱在哪里、诱惑在哪里,因此会给他们带来心理压迫,让写作变得战战兢兢。

  韩敬群更提醒道,“批评家写小说没有豁免权,读者不会对他们高看一眼或者低看一眼,无论怎样,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对此,评论家张定浩表示认同,评论家到底写得如何,不是圈子里说了算,朋友圈热闹一阵子没有用,最后还是要看读者的反响。

  张定浩同时还有一丝担心,“评论家把小说看得太重要了,这其实也有点问题。”他注意到,不少写过诗、写过评论的人,都认为写了小说才能证明自己是个作家。(路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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