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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四宝”的说法从何而来

2018-11-22 18:05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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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涛

  谈到“文房四宝”,人们自然就会想到笔、墨、纸、砚,但实际上,古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将书写用具称作“文房四宝”的。“文房四宝”这一说法的演变,反映出古人在观念上逐渐重视书写用具,也反映了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那么,“文房四宝”这个说法可以追溯到什么年代?笔、墨、纸、砚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固定搭配?是否有过其他的称呼?

  “文房”一词可追溯至梁朝 魏晋时已将“笔墨纸砚”合称

  “文房”一词,最早语出《梁书·江革传》:“时吴兴沈约、乐安任昉并相赏重,昉与革书云:‘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于千里。’”其原意是指官府掌管文书之处,自梁以后,历代均沿有此称。据考古资料可知,北朝十六国夏(公元407-431年)的都城——统万城城址曾出土一方“文房之印”,可以证明“文房”在南北朝时期,甚或此前,就已经出现。

  迨及唐代,文人开始流行将“文房”代称书房,其例不胜枚举,如:李峤《送光禄刘主簿之洛》云:“朋席余欢尽,文房旧侣空”;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云:“文房长遣闭,经肆未曾铺”;皎然《春日又送潘述之扬州》云:“文房旷佳士,禅室阻清盼”。自唐以降,宋、元、明、清各代,用“文房”代称书房更加普遍。

  “文房”既指书房,那么自然少不了文房用具。隋唐以前,文房用具除笔、墨、纸、砚外,还有笔格、笔筒、砚滴、砚匣等。唐代,文房用具逐渐增多,有笔、墨、纸、砚、笔架、笔洗、笔錔、砚滴、砚格、砚匣等。据考古资料可知,出土的唐代文房用具不少,仅长沙铜官窑址就发现六十余件,宋代以后,文房用具更加丰富,宋人林洪《文房职方图赞》中载有文房用具十八种,明人屠隆《文房器具笺》及文震亨《长物志》中皆载有文房用具四十余种。

  随着文房用具种类的丰富,“文房”除了代称书房外,有时也代指文房用具,如笔、墨、纸、砚,或其它文具。此类事例如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载:“其士人止许带文房及卷子,余皆不许夹带文集。”又如清代《八旬万寿盛典》云:“正寿之庆,群臣例当进献辞赋。于是彭元瑞有《古稀之九颂》,既以文房等件赐之,以旌其用意新而遣辞雅。”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房四宝”的萌芽阶段,出现了“笔墨纸砚”合称。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曰:“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另据考古资料可知,1979年,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中发现两件木方,其中丙棺内的木方其上墨书有“书刀一枚、研一枚、笔三枚……官纸百枚”等文字。

  通过长期的积累和总结,文人们对笔墨纸砚的实用性提出更高要求,如晋卫夫人《笔阵图》所云:“笔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笔头长一寸,管长五寸,锋齐腰强者;其砚取煎涸新石,润涩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庐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胶,十年已上强如石者为之;纸取东阳鱼卵,虚柔滑净者。”

  清乾隆御制花卉诗纹管紫毫笔

  南朝齐王僧虔《论书》曾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纨体素,不妄下笔。若子邑之纸,研染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神静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于弱毫,数屈于陋墨。言之使人于邑。若三珍尚存,四宝斯觌,何但尺素信札,动见模式,将一字径丈、方寸千言也。”由上观之,足见优良的笔、墨、纸、砚对文人们是何其重要,而“三珍”、“四宝”之谓中“文房四宝”之名亦呼之欲出。

  韩愈文章首提“文房四友” 以人喻笔 按产地命名

  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笔、墨、纸、砚对文人往往具有特殊意义。宋代陶榖《清异录》记载:“唐世举子将入场,嗜利者争卖健毫圆锋笔,其价十倍,号‘定名笔’”,正是对文人求取功名心理的直接反映。此外,窦群《初入谏司喜家室至》诗云:“不知笔砚缘封事,犹问佣书日几行”,卢嗣业《致孙状元诉醵罚钱》诗云:“苦心事笔砚,得志助花钿”,也都是士人心境的真实写照。笔、墨、纸、砚与文人的情感、仕途、命运紧紧联系起来,成为文人寄托情感、隐喻仕途的最佳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文房四宝”初步形成,只不过这时尚未有正式名称。

  中唐时,韩愈作《毛颖传》(“毛颖”为毛笔的别称),将笔、墨、砚、纸分别喻作“中山毛颖、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楮先生”,讲述了“为人强记而便敏”的毛颖如何累拜“中书令”、取得皇帝信任,并“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的寓言故事。据两唐书、《通典》、《元和郡县图志》等书可知,唐代中山即是指宣城,出产贡笔,而绛州出产贡墨、虢州弘农郡出产贡砚、越州会稽郡出产贡纸。因而,韩愈笔下的文房“四友”又是按贡物产地来特指的,反映了中唐时期“文房四宝”的特定涵义。《毛颖传》将“笔、墨、砚、纸”拟称为形影不离的文房“四友”,可以说这是“文房四宝”出现的最早名称。

  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文房四宝”作为笔墨纸砚的统称始终没有变化,但是作为特指,却顺时因地而变。如唐人文嵩作“四侯传”(《管城侯传》、《松滋侯易玄光传》、《好畤侯楮知白传》、《即墨侯传》),陆龟蒙作《管城侯传》,他们二人也都把笔、墨、纸、砚喻作“四友”,且“宣城毛元锐、燕人易玄光、华阴楮知白、南越石虚中”分别代指当时的宣州笔、易州墨、华州纸、端州砚,反映了晚唐时期“文房四宝”的特定涵义。

  有唐一代,文人多把笔、墨、纸、砚喻作“四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房四宝”的内涵已经明确,但名称没有出现,只是文人们把笔墨纸砚喻作“四友”而已。换言之,此间,“文房四宝”是以“文房四友”之名出现的,这也集中反映出唐代笔墨纸砚除了实用价值之外,已经“人性化”,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

  清乾隆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墨

  宋代“文房四宝”已具收藏价值 清代已成宫廷陈设

  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战乱,使得人口大量流动,一些掌握先进技术的工匠定居江南,促进了江南笔、墨、纸、砚制造业的发展。据宋代《渑水燕谈录》记载,南唐后主李煜喜好江南地区出产的文房用具,因此“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物为天下之冠”。

  宋初,即出现谱录“文房四宝”的专著《文房四谱》,表明当时“文房四宝”在社会上已备受青睐。北宋至和二年(1055),梅尧臣《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诗云:“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这是最早正式提出“文房四宝”的名称。不过,两宋时期,随着文房用具的盛行,其名称已经多元化,如有“文房四宝”、“文房四友”、“文房四物”、“文房四士”、“文房四子”、“文苑四贵”等,大抵指的是笔、墨、纸、砚,有时也泛称文房用具,如祝穆所撰《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一四《文房四友部》中,就包括了笔、墨、纸、砚以及水滴、笔架、笔床等文房用具。从唐宋类书中文具记载的统计情况来看,南宋以前,所记文房用具主要是笔、墨、纸、砚,而南宋以后,所记文房用具既有笔、墨、纸、砚,也有笔架、笔床、水滴等其它用具,已愈加广泛。

  两宋时期,“文房四友”的称呼流传得最为广泛,不仅是诗词文赋中多称“文房四友”,而且出现了《文房四友除授集》,文中用“宣城毛颖、陈玄、剡溪褚(楮)知白、端溪石虚中”代指笔、墨、纸、砚,且特指南宋时的“宣笔、徽墨、越纸、端砚”。宋人胡谦厚在《文房四友除授集》后序中说:“淳祐庚戌(1250),客京师,一日于市肆目《文房四友除授集》”,足见该书流布之广。

  就在“文房四友”广为流传的同时,宋人除了强调笔、墨、纸、砚的实用价值和象征意义外,也开始注重其艺术性和收藏价值,因此“文房四宝”之名也逐渐流行。南宋时期,祝穆所撰《古今事文类聚》将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列入别集卷一四《文房四友部》,杨伯岩所撰《六帖补》将笔墨纸砚列入卷一二《文房四宝》,分别用了“文房四宝”的不同名称。

  明清时期,随着人们对笔墨纸砚艺术性和收藏价值的注重更加凸现,“文房四宝”之称也就广为盛行,就连清宫中也有此种说法,《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太和殿内所设文房四宝御案著于东边居中安设。”可以说“文房四宝”作为笔墨纸砚的统称,明清时期已经“名副其实”了,不过“文房四友”、“文房四君”、“文房四事”等名称仍有存在。此外,“文房四宝”有时又泛称文房用具,如康熙六旬寿庆,诚亲王进献“万寿文房四宝”,便有“石渠阁瓦砚、玉管笔、万历窑笔、万历雕香笔、玛瑙水盛、古墨、万历八宝笔筒”等多种用具。(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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